按照邢義田教授的測算，如果司馬遷的《史記》一如江蘇東海尹灣漢簡《神烏賦》和山東臨沂銀雀山漢簡《孫臏兵法》的書寫形式，每簡38字左右，則全書130篇，52.65萬字，需要竹簡13855枚。“以木簡的重量計，則達43.7～48.1公斤，甚至55.9公斤。如以新鮮的竹簡計，則達58.33公斤；用新鮮紅柳簡則更重達101.62公斤。”在紙發(fā)明和普及之前，簡牘作為主要書寫材料，其體積和重量造成的書寫、閱讀和保存的不便，是人們可以想象得到的，然而其具體情形，研究者以往未曾充分注意。邢義田教授的工作，使我們對文化史的一些重要細節(jié)有了接近歷史真實的認識。

司馬遷在《史記·秦始皇本紀》中有這樣的文字：“天下之事，無大小皆決于上。上至以衡石量書，日夜有呈，不中呈不得休息。”說秦始皇專權獨斷，行政事務無論大事小事都親自裁決，甚至用“衡石”計算處理的文書，每天有明確的定額，不完成定額不得休息。“衡石”，唐代學者裴骃《史記集解》的解釋是：“石，百二十斤。”張守節(jié)《史記正義》則說：“衡，秤衡也。言表箋奏請，秤取一石，日夜有程期，不滿不休息。”衡，是當時的計重裝置。我們經常可以看到的秦王朝的銅權、鐵權等，其實是用于“衡石量”的。這種“權”，不可以誤解為秤砣。它們其實類似于用于天平的砝碼。“衡”的使用形式，正類似于天平。秦始皇每天處理文書的“呈”或者“程”，也就是定額，按照張守節(jié)《史記正義》的理解，是“秤取一石”。后來的人們大都認同這樣的分析。范文瀾先生就此寫道：“秦始皇規(guī)定一天看章奏（竹簡）一百二十斤（秦一斤合今半市斤），不看完不休息。”（《中國通史》第二冊，人民出版社1978年6月版，第4頁）其實，“以衡石量書”，應當理解為用“衡石”為文書測重，“書”的重量，可以是一石，當然也可能是二石、三石。

即使按照“秤取一石”理解，“石，百二十斤”。秦權一斤的單位量值在250克左右（巫鴻：《秦權研究》，《故宮博物院院刊》1979年4期），確實可以說是“秦一斤合今半市斤”。計量史家依據對有自重刻銘的秦權實物的實測數據，得知平均為257克（丘光明：《中國歷代度量衡考》，科學出版社1992年8月版，第394頁）。“百二十斤”則為30.8公斤。參照邢義田先生對于書寫《史記》竹簡重量幾種推算的平均數51.015公斤，如果秦始皇批閱的文書用同樣的每簡38字的形式書寫，則“石，百二十斤”的篇幅可以書寫31.79萬字。

秦始皇“以衡石量書，日夜有呈，不中呈不得休息”，每天必須處理的“書”，竟然超過30萬字。這真是驚人的閱讀量！秦漢時期表現出神奇的閱讀速度的記錄，還有張松故事。

曹操會見劉璋的使節(jié)張松，未予禮遇。曹操屬下高級文官楊修卻深心器重張松的才華。楊修將曹操撰寫的兵書向張松展示，“松晏飲之間一看便暗誦。”（《說郛》卷五八上陳壽《益都耆舊傳》）這個故事，《太平御覽》、《藝文類聚》這樣的類書，都作為“強記”也就是記憶力奇好的典型。宋人周密《癸辛雜識》續(xù)集卷下據此稱張松為“世俗命強記者”。然而宴飲之間就能讀完一部兵書，首先表現出的是閱讀速度的優(yōu)異。《三國演義》第六十回《張永年反難楊修，龐士元議取西蜀》又予以文學渲染。羅貫中筆下，張松和楊修有這樣的對話：“修曰：‘公居邊隅，安知丞相大才乎？吾試令公觀之。’呼左右于篋中取書一卷，以示張松。松觀其題曰《孟德新書》。從頭至尾，看了一遍，共十三篇，皆用兵之要法。松看畢，問曰：‘公以此為何書耶？’修曰：‘此是丞相酌古準今，仿《孫子》十三篇而作。公欺丞相無才，此堪以傳后世否？’松大笑曰：‘此書吾蜀中三尺小童，亦能暗誦，何為《新書》？此是戰(zhàn)國時無名氏所作，曹丞相盜竊以為己能，止好瞞足下耳！’修曰：‘丞相秘藏之書，雖已成帙，未傳于世。公言蜀中小兒暗誦如流，何相欺乎？’松曰：‘公如不信，吾試誦之。’遂將《孟德新書》，從頭至尾，朗誦一遍，并無一字差錯。修大驚曰：‘公過目不忘，真天下奇才也！’后人有詩贊曰：古怪形容異，清高體貌疏。語傾三峽水，目視十行書。……”后來曹操得知此事，說：“莫非古人與我暗合否？”于是“令扯碎其書燒之。”《三國演義》淡化了“晏飲之間”的情節(jié)，也消弱了張松才能的感染力。不過，贊詩中所謂“目視十行書”，卻是直接肯定了張松的閱讀速度的。試想一頓飯的工夫能夠將一部“十三篇”的軍事學著作“從頭至尾，看了一遍”，閱讀速度確實非同一般。

張松讀《孟德新書》的效率，也許和秦始皇“以衡石量書，日夜有呈，不中呈不得休息”的情形有所類同。

20世紀一位以自己的政治實踐影響中國歷史的偉人，在他的詩詞名句中說到“惜秦皇漢武，略輸文采”。討論秦始皇的“文采”，資料尚不充備。這里和秦始皇并列的漢武帝，實際上是自有“文采”的。班固《漢書·武帝紀》稱贊漢武帝的“雄才大略”，但是批評他沒有繼承“文景之恭儉”。對于他的武功，除了“舉其俊茂，與之立功”句中的“立功”二字可以理解為一種暗示以外，似乎不愿評價。按照趙翼的說法，“是專贊武帝之文事，而武功則不置一詞。”漢武帝不僅在文化建設方面確實有特別顯著的功績，他本人的“文采”，歷代也多有學者加以贊揚。趙翼《廿二史札記》卷四有“漢帝多自作詔”一條，其中說到“漢詔最可觀，至今猶誦述”，文辭“可觀”，古今“誦述”的詔書中，有的是“天子自作”。他舉的第一個例子，就是漢武帝。這或許也是班固所說“號令文章，煥焉可述”的表現之一。《文選》中列有多種文體的作品，其中“詔”一類只收錄了兩篇，都是漢武帝所作。此外，他“深陳既往之悔”（《漢書·西域傳下》），沉痛檢討政治過失的著名的“輪臺詔”，顯然也是絕不可能由別人代筆的。《漢書·藝文志》關于賦的記錄中，有“上所自造賦二篇”。唐代學者顏師古以為這里所說的“上”，就是漢武帝。《隋書·經籍志四》著錄“《漢武帝集》一卷”，《舊唐書·經籍志下》和《新唐書·藝文志四》著錄“《漢武帝集》二卷”，更是歷經了六七百年時代檢驗仍得以保留的文化遺存，自有值得肯定的價值。自先秦至于兩漢諸多帝王，只有漢武帝一人有這樣的光榮。《文選》卷四五收錄了署名“漢武帝”的《秋風辭》：“秋風起兮白云飛，草木黃落兮雁南歸。蘭有秀兮菊有芳，攜佳人兮不能忘。泛樓船兮濟汾河，橫中流兮揚素波。簫鼓鳴兮發(fā)棹歌，歡樂極兮哀情多。少壯幾時兮奈老何！”《秋風辭》字句之中楚風飽滿，因此有人說“漢武帝《秋風辭》足跡騷人”（《漁洋詩話》卷下）。又有人說“至漢武帝賦《柏梁》詩而七言之體具”（〔唐〕元稹：《唐故工部員外郎杜君墓系銘》），“七言起于漢武《柏梁》詩”（〔元〕吳皋：《吾吾類稿·原敘》），從另一個方面指出了漢武帝開創(chuàng)一種新詩體的功績。這位頗有“文采”的漢武帝，也有一個涉及閱讀速度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