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從宋后少名檜，我到墳前愧姓秦”，只要一說到趙高，就像談到秦檜一樣，很有些嘴里吃了蒼蠅的感覺。如果在中國歷史上選一個最標準的奸臣，那一定非秦檜不可，而如果選一個最標準的小人，那一定非趙高莫屬。小人有的奸詐、兇殘、陰險、毒辣、貪婪，他幾乎全部具有，趙高的小人嘴臉最具標本意義。

小人的地位不一定卑微，但是人格一定不會高貴;小人的識見可能淺陋，但是手段不一定就不高明。趙高就是一個很高明的小人。“小人得志便猖狂”，他逐步走上左右朝政、一言九鼎的高位，以致能夠指鹿為馬，玩二世皇帝于股掌之上，就是他高明的有力證明。

“趙高昆弟數人，皆生隱宮，其母被刑戮，世世卑賤”，趙高既不知自己的父親是誰，母親又被處死，而且他和他的弟兄從小就被施以宮刑。這樣的身世是十分凄慘的，很值得同情。與以后的很多太監一樣，由于“食色性也”的人生兩大需要被活生生閹割扼殺了一大需要，再要他有正常人的心理與思維那未免太高看了人這種高等動物。我們設身處地地想一想，如果自己被宣布不能有男人之愛了，也一定難再有正直、善良等等美好的品格與情感，而且也許還會有反社會甚至反人類的思想傾向。趙高在秦宮中漸漸長大，正是屈辱與卑微，使他變得精明強干，能力超群，也工于心計。因為表現出色，他竟得到了秦始皇的垂青，被委以中車府令的重任，成為皇帝近臣，并做了皇子胡亥的老師。

趙高的心志很高，他像呂不韋在淪為趙國人質的贏異人身上投資一樣，也未雨綢繆，在秦始皇最喜愛的兒子胡亥身上下工夫，投入情感、精力與才智。他盡心竭力，勤勉侍奉，既博得胡亥的歡心，又得到皇帝的偏愛，以致身犯死罪也被皇帝法外施恩。

喜歡出游的秦始皇突然病死沙丘。沙丘政變的主角趙高終于抓到了一次值得孤注一擲進行政治賭博的機會。

此時，他手里掌握了兩大重要政治資源，一是皇帝的臨終詔書，二是傳國玉璽。而皇帝駕崩只有幾個人知道。他明白，一旦讓扶蘇做了皇帝，他不僅永遠不能有出人頭地的一天，更不可能“一人之下，萬人之上”，而且還很有可能被投進監獄或處死。誰能保證扶蘇集團的蒙氏兄弟不會秋后算帳？他是胡亥的老師，自然知道胡亥此人的可控，所以他沒怎么想就清楚應該怎么行動。他知道要改天換地，當務之急是做好胡亥和李斯兩個人的工作。得到胡亥的首肯，是很容易的事，即使他不對胡亥進行“夫大行不小謹，盛德不辭讓……”等苦口婆心的勸導，胡亥也一定會言聽計從。而對李斯的統戰最為關鍵，這個堡壘也最難攻克，是他最大的戰斗。李斯作為秦始皇的鐵桿干將，是很忠心的。其學識之淵博、頭腦之精明、政治經驗之豐富，都是他很難對付的。但是趙高明白，是人都有弱點，他與李斯共事多年，很清楚李斯的軟肋所在。經過一番深思熟慮之后，他對李斯展開了凌厲的攻勢。這番攻勢可謂步步為營，切中肯綮。他話語滔滔一針見血，與后來三國時的諸葛亮舌戰群儒有得一比。李斯最終妥協，成為自己的同謀。于是矯詔立胡亥為太子，賜扶蘇與蒙恬自盡。

趙高驚人的果敢、縝密的策劃、過人的膽識，在這場政變中表現得淋漓盡致。尤其是他對人情的體察，人性的把握，達到如火純情的地步。他洞悉幾個與大變有利害關系的人的品格：扶蘇是孝子，蒙恬是忠臣，他們即使對詔書感覺意外，也不敢違抗。扶蘇不是馬上自殺了嗎？蒙恬不是很快交出兵權了嗎？換作兩人像他一樣小人，手握重兵，不甘就范，那歷史就不會沿著后來的軌跡發展了。如果不是對扶蘇蒙恬的了解，諒他也不會盲目地冒險。

李斯在沙丘政變中暫且保住了丞相高位，但是不久之后，他就悔青了腸子。自胡亥為帝以來，做了中書令的趙高三言兩語就把秦二世哄得深居禁宮，連宰相大人也見不到廬山面目。趙高很快一手遮天，先將皇親國戚殺得白茫茫大地真干凈，隨后將重臣忠臣弄得零零落落。最后把魔爪伸向了曾經的合作者李斯，自然也是置之死地而后快。他眉頭一皺，計上心來，于是就有了趙高計殺李斯的一幕。令我們既對李斯的悲慘嘆息不斷，也對趙高的殘忍痛恨不已。

他先是對李斯說，關東群盜猖獗，而皇帝又急著征發勞役修建阿房宮，自己想勸諫卻職位卑賤，而這卻是君侯的份內之事，您為什么不勸諫皇帝呢？李斯早被封鎖了與皇帝接近的通道，一聽能夠見到皇帝，當然很高興，哪想到是趙高在設置陷阱？趙高說，我給您找機會，等皇帝一有空閑，我就馬上通知你。李斯就急切切的等著通知。好不容易終于見到了皇帝，每次卻都在二世歡娛之時。這使得二世大為光火：“吾常多閑日，丞相不來，吾方燕私，丞相輒來奏事”。這樣的不滿當然立即被趙高加以利用，煽風點火大獻讒言應該是早就準備好了腹稿的。他對二世說起沙丘政變李斯并未得到好處，想封王，其子是三川郡守，陳勝造反與其放任有關，有通敵嫌疑。于是二世想也不想就派了趙高去查辦，趙高當然如獲至寶，別人拿著雞毛還要當令箭，他這是正正當當奉了皇帝的旨意，自然名正言順地將李斯下于獄中。“欲加之罪，何患無辭？”后來的秦檜可以以莫須有的罪名處置岳飛，作為精通刑獄的趙高搞點口供豈不易如反掌？歷代的后人進行刑訊逼供，很有可能就是從趙高這里借鑒來的。

孔子在他不多的言論中，提到君子與小人的次數是相當多的，足見他對小人的重視，他不厭其煩地教育大家要做君子，不要做小人。在這里，我也提醒大家一定要當心小人作怪，君子可欺之以方，而小人卻不可得罪。大到一個國家，小人當道，必然禍國殃民;小到每個個人，與小人交，會禍及自身。得勢的時候，小人是引誘自己墮落的危險分子;失勢的時候，小人則會毫不猶豫地對自己落井下石。

歷史給苦難的中國提供這樣一個千古小人，讓戰亂再一次降臨到人民頭上。趙高以亂臣賊子與陰謀家的形象載入史冊，其導演的“指鹿為馬”，也成為顛倒黑白、混淆是非的同義語。他在使自己達到權力頂峰的同時，也使一個強大的秦王朝在短短十五年之內神奇地迅速滅亡，我們不能不佩服他的“高明”。

從趙高的身上我們可以知道，一個人陰暗性格的形成，與其被扭曲的人性有密切關系，也脫離不了他生存與生活的環境。作為閹奴，連做人最起碼的尊嚴都被剝奪了，其身心所遭受到的摧殘是深重的;以卑賤的身份生活在當時最顯貴的皇宮之中，精神上的壓抑也是沉重的。所以他才處心積慮，使自己的才智在某些方面達到登峰造極的程度。在別人看來，他的小人之舉是不正常的，但從他的角度來看，則太正常不過。如果他始終沒有出人頭地的機會，那當然只能隱忍，而一旦時機成熟，能夠“揚眉吐氣”，他就會把別人曾經施加給他的痛苦加倍地奉還，把內心的怨毒轉化為瘋狂的報復，這是可恨的，可怕的，卻也是可悲的，可憐的。

一個人性格的悲劇，有時也可以改變歷史的進程。可見，培養一個健全的人格有多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