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拯，中國歷史上公認的清官，他生活在北宋仁宗時代，我們來看一看他的年薪到底有多少？在此引用一位專家研究的數據來分析，根據宋仁宗嘉佑年間頒布的公務員薪水法規《嘉佑祿令》，包拯在任開封府一把手時，身兼三職，龍圖閣直學士、尚書省右司郎中、權知開封府事，這三個職位共為他每年帶來了如下的收益：錢20856貫、2180石大米、180石小麥、10匹綾、34匹絹、2匹羅、100兩綿、15秤木炭、240捆柴禾、480捆干草。根據專家計算，這些收益換算成人民幣的話竟然是1367萬，也就是說清官包拯的年薪已經上了千萬級別。如果根據糧價折算的方式不足以令人信服的話，還有一個比較方法比較說明問題，那就是宋徽宗時，有個淮南轉運使張根(轉運使主要管地方上的財政)，他一共掌管著淮南20個州，平均一個州1年上繳的財稅是1.5萬貫，包拯個人的年薪竟然比一個州1年上繳的稅收還要多，排除宋仁宗到宋徽宗時的物價差異，這個結論還是非常讓人吃驚的。

那包拯還是個清官嗎？答案是肯定的，因為這些收入都是他的薪水，是合法收入，并不是靠貪污受賄得來的。由此可見宋朝對公務員的待遇是何等的優厚。這也是很多支持高薪養廉的人所參照的歷史依據。但是，看問題要全面，這里面的門道其實還有很多。

首先我們要知道，宋朝的高薪是只針對文官的，武將的待遇要差很多很多，其實不止體現在待遇上，各個方面都會相差很多，比如憑岳飛的能力最后也只做到了樞密副使，為什么會這樣，這就跟宋朝是怎么建立的有很大的關系。宋太祖趙匡胤作為前朝大將，陳橋兵變建立了宋朝，他是這么得到的天下，他就怕他手下的武將用同樣的方法得到他的天下，因此極力削弱武將的勢力(杯酒釋兵權)，宋太祖曾經說過：“100個文官貪污，也不如一個武將造反給國家造成的危害大。”作為皇帝都這么說了，那下面的官員還有什么可顧忌的呢，這就是宋朝重文輕武的由來。

其次，宋朝的高薪是建立在強大的經濟實力上的，北宋的GDP最高時達到了1.6億兩白銀，據說占到了當時世界的80%(這個百分比有爭議，但是不會差的太多)，北宋的財政總收入是明朝的10倍，南宋是明朝的6倍，如此雄厚的經濟基礎才能夠負擔得起政府對士人的高薪。

第三，宋朝的高薪其實只是針對高、中級別官員的，查閱《宋史-職官志-奉祿制上》可知，底層官員(包括吏)的薪水并不是很高。因此，也具備了貪腐的原動力。

第四，宋朝不但重文輕武，而且極力的削弱相權，加強皇權。為了削弱相權，設置參知政事作為副相，我們知道，宰相在隋唐的時候就已經由1個變成了多個(設立三省六部制，中書省、門下省、尚書省，每省設置一正兩副三個長官，權利均與宰相相當)，到了宋代，又設置參知政事作為副相，那么宰相的數量就越來越多了。另外，又設立三司使管財政，原來的財政由戶部掌管，現在三司使掌管以后，戶部并沒有取消，因此機構職能重疊，北宋的官員數量由此越來越多，越來越龐雜。

這么多的官員都需要領薪水，這對政府是很大的壓力。以北宋為例，雖然是當時世界上最富裕的國家，但是政府財政總收入的80%都用于支付公務員的工資和軍事開銷上了。因此老百姓并沒有因為國家的富裕而得到實惠。高薪不僅沒有解決吏治問題，反而造成政府沉重的財政負擔以及尖銳的階級矛盾。

第五，高級別官員的高薪并沒有讓他們停止通過其他方法掙錢的腳步，包拯這樣的清官只是少數，更多的是像蔡京、賈似道這樣的官員。“良吏實寡，賕取如故”，這就是宋朝吏治的真實寫照。

由此看來，宋朝的高薪到底養沒養廉，或者說客觀上起沒起到它應起的作用，這個很值得商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