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巴黎和會上，日本代表牧野又無恥地要求繼承德國在山東的利益。顧維鈞聽了，起身問：“西方出了個圣人叫耶穌，耶穌被釘死在耶路撒冷，使耶路撒冷成為世界聞名的古城。東方也出了一個圣人叫孔子，連日本人都奉他為東方的圣人。牧野先生你說對嗎？”牧野回答：“是的。”顧維鈞微笑道：“既然牧野先生也承認孔子是東方的圣人，那么東方的孔子就如同西方的耶穌，孔子的出生地山東也就如耶路撒冷是東方的圣地。因此，中國不能放棄山東正如西方不能失去耶路撒冷一樣！”

顧維鈞，字少川(英文名：Vi Kyuin "Wellington" Koo，1888年1月29日-1985年11月14日)，漢族，江蘇省嘉定縣(今上海市嘉定區)人，中國近現代史上最卓越的外交家之一;1912年任袁世凱總統英文秘書，后任中華民國北洋政府國務總理，國民政府駐法、英大使，聯合國首席代表、駐美大使，海牙國際法院副院長;被譽為“民國第一外交家”。

1919年5月4日，中國爆發了轟轟烈烈的“五四”運動，運動的直接誘因是巴黎和會中國外交的失敗。弱國無外交，自古皆然，不過弱國也有了不起的外交家，顧維鈞就是其中一位。作為中國代表團的一員，他在巴黎和會上智斗日本代表在先，拒絕簽訂不平等和約在后，用自己的智慧、果敢和愛國熱忱，為落后的中國保有了一份尊嚴。11月14日是顧維鈞的去世紀念日，讓我們穿過歲月，重溫這位外交家的風采。

為國家利益與外國人抗爭斡旋到底

1919年，巴黎和會召開。中國雖是戰勝國，但正當利益卻被與會各國無視，日本更是不將中國放在眼里，視山東為自己的禁臠。山東問題由來已久。1914年，日本趁英德法俄在歐洲大戰時占領青島，接管了德國在山東的權益。戰事結束后，日本不僅沒有撤軍，反而在1915年1月18日向袁世凱提出了損害中國的《二十一條》。顧維鈞就是在那時，正式接觸山東問題。簽完《二十一條》，日本無恥地要求中國不許泄露相關信息，顧維鈞卻深感中國需要外部支持，于是，未經袁世凱許可，他暗中將消息透露給了英美。這一舉措很快就有了效果，英美各國紛紛對日本施加壓力，日本侵吞中國的腳步被迫放緩。

在巴黎和會上，日本代表牧野又無恥地要求繼承德國在山東的利益。顧維鈞聽了，起身問：“西方出了個圣人叫耶穌，耶穌被釘死在耶路撒冷，使耶路撒冷成為世界聞名的古城。東方也出了一個圣人叫孔子，連日本人都奉他為東方的圣人。牧野先生你說對嗎？”牧野回答：“是的。”顧維鈞微笑道：“既然牧野先生也承認孔子是東方的圣人，那么東方的孔子就如同西方的耶穌，孔子的出生地山東也就如耶路撒冷是東方的圣地。因此，中國不能放棄山東正如西方不能失去耶路撒冷一樣！”這番話巧妙而又嚴正有力。巴黎和會三巨頭——美國總統威爾遜、英國首相勞合·喬治和法國總理克里孟梭聽了，不禁稱贊顧維鈞是中國的“青年外交家”。

然而，由于分贓不均，巴黎和談面臨崩盤。列強為了自身利益，竟然強迫中國無條件接受日本的無理要求。消息傳到中國，爆發了“五四”運動。中國代表團首席代表陸征祥在簽字問題上舉棋不定，顧維鈞眾望所歸，成了實際的主持者。經多次交涉未果，為示抗爭，不負國民，顧維鈞等毅然拒絕在和約上簽字。可以說，主持大局的顧維鈞不僅捍衛了主權，也扛起了國家和民族的尊嚴。1921年，在華盛頓會議上，巴黎和會懸而未決的山東問題得到了解決，而顧維鈞是與各國斡旋、力爭，成功地從日本虎口奪食的中國外交大使之一。

代表中國第一個在《聯合國憲章》上簽字

顧維鈞還是最早為中國謀求聯合國地位的功臣。1944年9月，顧維鈞以首席代表身份出席了頓巴登橡樹園會議第二階段的會議，這次會議首次提出戰后建立一個國際組織——聯合國。顧維鈞則以其外交家的膽識和謀略，采取一些比較務實的方法，基本接受英美已經討論的方案，并在這個基礎上提出補充方案，比較好地處理了中國的地位問題。中國提出的三點補充意見后來都在舊金山會議中寫入了《聯合國憲章》，而顧維鈞的靈活應對保障了中國作為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的地位。

1945年，顧維鈞代表中國第一個在《聯合國憲章》上簽字，中國正式成為聯合國常任理事國。同年12月，他又代表中國出席了聯合國第一屆大會。因為他的一系列貢獻，顧維鈞被視為“民國外交第一人”。

一個杰出外交家，膽略、決斷、見識、口才缺一不可，最重要的是要有一顆堅定的愛國心。顧維鈞1888年生于江蘇嘉定(今上海嘉定區)，國家的落后與某些外國人的歧視，讓他從小就種下了愛國的種子。一次，小維鈞經過外白渡橋，看見一個英國人坐黃包車趕著去看跑馬，車夫上橋很慢很費力，英國佬不僅不同情，還用鞭子抽打。小維鈞很憤怒，當面斥責英國人：“Are you a gentleman？”(你還算是一個紳士嗎？)后來，顧維鈞在回憶錄中提到這段往事，并說“我從小就受到這些影響，覺得一定要收回租界，取消不平等條約。”

四任妻子各主“命”“貴”“財”“愛”

民國風云動蕩，官場波譎云詭，外交領域動輒得咎，顧維鈞能夠仕途順利和婚姻有莫大的關聯。據顧維鈞晚年盤點，他一生四段婚姻，分別為他“主命”“主貴”“主財”“主愛”。

他的第一任妻子叫張潤娥，其父親和顧父是同僚，善于相人。見過顧維鈞，張父預言他將來富貴雙全，于是主動提出聯姻。顧父答應了親事，而此時顧維鈞還在上海圣約翰書院讀書，年僅12歲。1904年，張家資助16歲的顧維鈞赴美國哥倫比亞大學主修國際法和外交。眼界漸闊、思想漸新的顧維鈞，對自己的包辦婚姻和裹小腳、沒文化的未婚妻心生不滿，但幾年后被迫回國與張潤娥完婚，但他們的新婚之夜相安無事，夫妻有名無實。

1911年，二人離婚，張潤娥不久就選擇了出家。顧維鈞對張潤娥一直心懷愧疚，1933年，得知出家后的她生活清苦，他特地寫了一封懺悔信給張潤娥并附送5萬元，但張氏把錢和信原封不動地退還給了顧維鈞。這段舊式婚姻注定了以悲劇收場，卻幫助顧維鈞走上了外交之路，“主命”可謂恰當。

1912年，獲哥倫比亞大學法學博士的顧維鈞，經唐紹儀舉薦任袁世凱的英文秘書。這一年，他認識了唐紹儀的女兒唐寶玥(英文名May，故又叫唐梅)。唐小姐端莊大方，性情溫柔，精英語，受過良好的西方教育。兩人很快墜入愛河，1913年舉行盛大婚禮。有唐紹儀這個靠山，再加上妻子的能干賢惠，顧維鈞在北洋政府的地位更加穩固和顯赫，這段婚姻的確稱得上“主貴”。不幸的是，這種只羨鴛鴦不羨仙的日子到了1918年就戛然而止，唐寶玥這一年因感染了西班牙流感去世了，年僅29歲。顧維鈞痛不欲生，不惜重金厚殮妻子，將她的遺體置于玻璃棺中運回國內，暫置于老家顧氏宗祠內，幾年后入土為安。

1920年，顧維鈞再度結婚，妻子叫黃惠蘭，其父是東南亞華僑首富、人稱“糖王”的黃仲涵。當年顧維鈞想要組閣，有人問章士釗：“顧少川(顧維鈞字)要組閣，你看可能成為事實嗎？”章士釗很痛快地回答：“以顧夫人的多金，少川要當總統也不難，豈僅是一個國務總理！”北洋政府垮臺后，顧維鈞一度遭到國民黨通緝，被迫逃往國外，后他出謀劃策，黃氏使錢活動，不僅使他免于通緝，還再度成為政壇紅人。以上足以說明黃蕙蘭之“主財”。

一起生活了36年的顧黃二人于1956年離異，原因固然是性格差異使然，但據黃蕙蘭說，也與第三者有關。一般認為，這位“小三”是顧維鈞下屬的妻子，也是他的第四任妻子嚴幼韻。嚴女士出身上海富商家庭，據說早年是復旦大學的“校花”，也是上海交際場中的名流。

因丈夫的關系，嚴幼韻與顧維鈞熟識于1930年代。在顧黃二人情感出現危機的時候，顧嚴二人的感情迅速升溫，最后于1959年修成正果。彼時，顧維鈞垂垂老矣，功成名就，再不必為仕途和利益而將就婚姻。他曾坦誠最愛嚴氏，二人這段婚姻“主愛”，想來不假。何況，小他20歲的嚴氏溫婉體貼，宜家宜室，品貌皆好，焉得不愛。在嚴幼韻的陪伴和精心照顧下，顧維鈞活了98歲，于1986年11月14日平靜去世。

世俗地看，顧維鈞一生十分精彩，外交時折沖樽俎，仕途上屹立不倒，生活中風流跌宕，真讓人羨慕嫉妒恨。還有一點不得不提，顧維鈞是一位超級帥哥，一說是“京城三大美男子”之一，一說是“民國三大美男子”之一，孰是孰非已無可稽考，其風神則至今令人向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