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有擔當有修為的人一旦犯了錯誤就會寫一份檢討書，作自我批評，以便檢討過去，修正未來。其實，一般人有了錯誤要寫檢討書，而古代皇帝的檢討書不叫檢討書，而叫做“罪己詔”。當然，在古代帝制社會，皇帝貴為天子，富有四海，乃九五至尊，天下主宰，天下臣民每睹尊容，必三呼“萬歲”。像這樣的高端人物不到萬不得已的時候，是不會低頭認錯的。但縱觀二千多年的中國帝制史，也曾出現過一些寫“罪己詔”檢討自己錯誤的皇帝，而第一個檢討自己錯誤、敢于自我批評的中國皇帝就是漢武帝劉徹。這位大漢王朝的一代雄主的自我檢討和自我批評使他成為中國歷史上第一個被正式記錄在案的敢于“罪己”的皇帝，

漢武帝劉徹是漢景帝劉啟的第十個兒子，其母皇后王娡。他四歲時被冊立為膠東王，七歲時被冊立為太子，十六歲登基，在位五十四年，創建了大漢王朝最輝煌的業績。劉徹生于中國歷史上的“文景之治”時代。當時大漢王朝經歷六七十年的休養生息，國家面貌發生巨大變化，“國家無事，非遇水旱之災，民則人給家足，都鄙廩庾皆滿，而府庫余貨財。京師之錢累巨萬，貫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于外，至腐而不可食”。劉徹從小就盡情地享受著盛世的紅利，大概還在上幼兒園年齡，他就當著自己的小表妹陳阿嬌夸口說：“若得阿嬌，當以金屋儲之。”小小年紀，就有如此大的口氣，讓人嘆為觀止。就這樣，劉徹的一句話便留下了“金屋藏嬌”的千古佳話。現代的許多人都是最早從這個典故中知道漢武帝劉徹的。

作為漢武帝的劉徹一生重視人才的選拔和培養，不僅愛才，而且惜才。在任人唯親和論資排輩的封建專制時代，漢武帝一不會因言廢人，只要有才華，即便持不同政見，漢武帝照樣求賢若渴，如重用政見不同、狂傲不羈的主父偃;二是敢于破格提拔：因為有能力，就是草芥家奴出身，漢武帝依然破格提拔，如提拔家奴出身的衛青為大將軍。不僅如此，漢武帝甚至擯棄正統，容納異類，慧眼發現東方朔，以至于對東方朔的諍言擊節贊嘆，言聽計從。初讀《子虛賦》，漢武帝即大為傾慕;得見作者司馬相如，如獲至寶，讓他享受與自己同等的寫作待遇。能識人、能容人、能用人，漢武帝千古無二。秦始皇、漢高祖視文人為腐儒，唐太宗、清高宗或能知人，終究雅量闕如。但是，漢武帝恰恰在人才的重用上犯下了一個天大的錯誤，他閹割了中國歷史上最著名的史學家司馬遷。也正因為這個錯誤使漢武帝站到了被告席上，備受指責、爭議和批判。

縱觀漢武帝的一生，不難看出，他雖然是深知自己歷史責任的一代有為皇帝，但他又是一個任性殺伐的暴君，他既立下南征北戰的蓋世之功，又給天下蒼生帶來巨大災難;他寵愛他喜歡的女人，他也可以為了江山，殺掉自己寵幸的女人;他絕頂聰明，又異常糊涂，為了得到一匹汗血寶馬，居然不惜犧牲數萬人的生命。

毫無疑問，作為漢武帝的劉徹不僅繼承了“文景之治”時代的一切紅利，而且也有更高的政治追求，他對內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加強封建統治;對外廢除和親，反擊匈奴，一洗中原王朝幾代人的恥辱。完全可以說，漢武帝的文治武功改變了華夏民族的歷史進程，是值得大書特書的。但可惜的是，他最終沒能跳出歷史的局限而走向了反面。他推行“推恩令”，任用酷吏，甚至以“腹非”之名定罪，最終把強化統治變成了專制暴虐;他率性用兵，殺人滅國，最終把反擊侵略變成了窮兵黷武。他窮奢極欲，大建宮室別館。他花心好色，后宮美女無數。他夢想成仙，崇信妖人。他熱衷封禪，遍祀諸神……凡此種種，不一而足。

正是因為漢武帝如此地張揚揮霍，不恤民力，激化了各種社會矛盾，國家的經濟狀況已經到了崩潰的邊緣。在他生命的最后十年，匈奴人襲邊的事件時有發生，老百姓揭竿而起的義舉此起彼伏，宮廷內部的爭斗不斷，特別是他親自逼死了太子劉據以后，大漢王朝日漸衰落的局面令這位步入暮年的老皇帝不能不清醒起來。征和四年，即公元前89年，當有大臣建議在輪臺，即今天的新疆輪臺屯兵時，年近七旬的漢武帝立即召集群臣，頒布了被歷史學家稱之為“仁圣之所悔”的《輪臺罪己詔》。

在《輪臺罪己詔》詔書里，他對平生功業沒有用“兩分法”，也沒有用三七開或四六開，而是“深陳既往之悔”，毫不掩飾地承認自己執政的失誤，大膽公開地作自我批評，他說：“朕即位以來，所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他決心改正錯誤，他說：“自今事有傷害百姓，糜費天下者，悉罷之。”同時，對自己迷信神仙的事也作了深刻反省，他說：“向時愚惑，為方士所欺。天下豈有仙人？盡妖妄耳！”敢于罪己，置自己過失于天下輿論中心，漢武帝無疑是第一人！至此，后代皇帝犯了大錯，也會下“罪己詔”，公開認錯，展示明君姿態。但是，《輪臺罪己詔》無疑中國歷史上第一份皇帝的檢討書，漢武帝是中國皇帝敢于檢討自己錯誤、敢于自我批評的典范。

后元二年，即公元前87年，漢武帝一病不起，在生命的最后時刻，他執拗地把年僅八歲的小兒子劉弗陵立為太子，卻殘忍地逼令其母親鉤弋夫人自殺，為的是避免重蹈漢初呂后干政的覆轍。接著又任命霍光、桑弘羊、上官桀等人為輔政大臣。不久，漢武帝就在五柞宮去世了。新皇帝在五位輔政大臣的輔佐之下，較好地遵循漢武帝的“輪臺罪己詔”精神，輕徭薄賦，發展農耕，改進刑獄，整飭吏治，使國家走上了正規，一度危機四伏的西漢政權終于出現了“昭宣中興”的局面。由此可見，漢武帝的“罪己詔”并非白紙一張，他的自我批評也并非只是走過場，它不僅是后世皇帝處理朝政的前車之鑒，也是中國歷史上最有價值的典范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