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起事的時間而論，朱元璋參加“復國運動”時間是比較晚的，有點趁火打劫、“搶奪勝利果實”的意思。待他單獨領兵時，不少“革命前輩”已經成了氣候。韓山童打出“宋徽宗八世孫”旗號，他的忠實屬下劉福通把國號定位“宋”，可謂華夏正溯，但到頭來，為什么被無根無基的朱元璋繼承了大統呢？朱元璋的“復國主義”高明在哪里呢？

在元末這場轟轟烈烈的民族獨立運動中，朱元璋之所以能笑到最后，這不光是他的名字打眼——“誅元”之“男子漢”，最重要的，還在于他的“復國主義”旗號最鮮艷。其中核心一點，是朱元璋展現了“形象工程”大師的本領——把自己塑造為“仁道使者”、把自己的軍隊成功打扮為“正義之師”。

在朱元璋起事前，各路造反的農民軍風起云涌，農民軍的旗號與素質良莠不齊，相當多的軍隊名聲并不好。“妖人”是很多官民對第一義軍——“紅巾軍”的稱呼。政府官員侮辱造反的反政府武裝很正常，但為什么許多百姓也認為韓林兒、劉福通的軍隊是“妖”。這里，就有他們“自作孽”的成因了。作為“打響反元第一槍”的紅巾軍，其意義和影響力，任何義軍無出其右。所以，就連志在天下的朱元璋，也不得不先期投奔于此，打著人家的旗號，一直做到“左副元帥”。但紅巾軍是以彌勒教起家，一開始就注入了“妖言惑眾”的元素。也就是說，紅巾軍起點早、占得了造反的先機。但是他們的起點并不高，彌勒教的核心教義是什么？——“彌勒下生成佛”，“新佛”反舊佛“不殺生”之道，力倡殺人，認為“殺一人者為一住菩薩，殺十人者為十住菩薩”，“屠滅寺舍，斬戮僧尼，焚燒經像”，“又合狂藥令人服之，父子兄弟不相識，唯以殺害為事”。

紅巾軍的創始人韓山童，雖自稱宋徽宗八世孫，打起的是“重開大宋之天”的戰旗。但使用的手段是散布民謠“石人一只眼，挑動黃河天下反”，同時暗地“埋伏”獨眼石人，自編自導自演。并在發布起義宣言里，有“蘊玉璽于海東，取精兵于日本”的內容，儼然是“天外飛仙”。這些手段，用于造反當初，浮動民心是可以的，但是如果是“用于愿景規劃”，則必然“有限”，時間一長，甚至“過時”。因為“嗜殺”云云，“東海日本”的天兵，并不能給大家一個免于恐懼的更光明的未來。羽翼豐滿、意欲獨立創業的朱元璋漸漸悟到了紅巾軍的局限，這位左副元帥“單干”之際，隨著軍事勝利，政治的一大升華，就是意識到了紅巾軍這面精神旗幟的局限。當他初成氣候，打出北伐檄文時，即刻意變臉、大造形象工程——

拯生民于涂炭。兵至，民人勿避。予號令嚴肅，無秋毫之犯，志在逐胡虜，除暴亂，使民皆得其所。如蒙古、色目，雖非華夏族類，然同生天地之間，有能知禮義，愿為臣民者，與中夏之人撫養無異。朱元璋最收攬天下人心的口號，是先于孫中山600年提出“驅逐韃虜，恢復中華，立綱陳紀，救濟斯民，拯救生民于水火”。“驅逐韃虜”，就是推翻以蒙古貴族為主體的元朝統治，“恢復中華”不是要壓迫蒙古人、色目人，而是恢復中華的道統，恢復中華傳統的政治理念和文化理念。“立綱陳紀”，就是要重新建立秩序，新秩序是什么？就是以三綱為核心的綱紀。“救濟斯民”，是四句話中的最后一句話，也是最關鍵、最能吸引民心的一句話。就是把百姓從水深火熱當中拯救出來，讓他們過上安穩的日子。

朱元璋生活起于社會底層，曾經過著非常悲慘的生活，他在濠州，在“鐘離之東鄉”，房無片瓦，地無一壟，他看到過那些官員和富民是如何欺壓百姓，他知道百姓生活的艱難，知道百姓的期望在哪里，所以他在口號中加上了這句話，宣揚要建立一個沒有民族壓迫的、有傳統秩序的，能夠使百姓過上安定生活的社會。為了標志“正統”，朱元璋自覺向“儒家標桿”改造自我及其軍隊。朱元璋身邊有很多儒者，李善長、馮國用、劉基、宋濂、葉琛、章溢，都是飽學之士，是儒家學說的傳承者，朱元璋通過他們，將軍隊注入了正統的儒家仁義之師基因。

朱家軍與依托白蓮社的紅巾軍漸行漸遠，向著奪取全國政權、向著天下正統的繼承者的方向大步前進。在統一中國的前一年，朱元璋派部將廖永忠將“名譽領袖”小明王韓林兒沉于江，不僅免除了“皇位爭奪戰”的隱患，也就此標志著朱家軍與紅巾軍徹底決裂。由簡單的民族復仇，種族滅絕，到恢復中華、一視同仁，民族大團結。這給朱元璋旗幟大添“艷麗”。成為“復國主義”最鮮艷旗幟。從而換來了無與倫比的感召力和凝聚力。

朱元璋的復國主義旗幟，為他聚攬了百萬雄師。公元1367年，朱元璋派大將軍徐達率鐵甲25萬大軍誓師北伐，出征前，為了鼓舞軍隊的士氣，朱元璋在出征前對士兵和將領們慷慨陳詞：“天道好還，人心效順”。儼然已經成為復國主義的正統。朱家軍奮勇北伐，振奮人心口號下所向無敵，北方漢族紛紛起義，迎接王師北定中原。公元1368年9月14日，朱元璋的大將軍徐達率幾十萬大軍沖進元大都，漢民族第一次光復時刻來臨，崖山之后再現華夏。無疑，這是朱元璋“復國主義”取得的偉大勝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