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楊奎松的書很受歡迎，原因之一就是他立論嚴謹。在《國民黨的“聯共”與“反共”》一書中，楊寫道：

“傳說自30年代即開始暗通中共，導致國民黨淮海戰役等作戰失敗的國防部參謀次長劉斐，實際上直到國民黨退出大陸，都沒有確實證據可以證明其與中共在這段時間里建立有秘密關系。”

在這段話下，還有一個注釋：

“有關劉斐與中共建立有秘密關系的情況，近年所傳甚廣，但根據并不充分。至少依筆者所見文獻檔案資料，尚未發現劉在其擔任國防部參謀次長期間向中共提供過秘密情報。”(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第781頁)

但這里仍有困惑。因為高華在《六十年后再論國民黨大陸失敗之原因》中，也給出了兩條資料，證明劉斐也是在為中共工作的。一條是長期擔任蔣介石已關的熊丸的口述歷史。不過，這條的可信度還是要抱持一定懷疑，因為并無實質內容，且是事后追憶，難免有偏見。一條則是郭汝瑰回憶錄所提：

“據郭汝瑰說，情報人員多為單線聯系，他本和劉斐關系很壞，只要劉斐有建議，他必反對，后黨組織派人帶話給他，叫他注意和劉斐的關系，不要被敵利用，他才意識到劉斐也是在為共產黨工作。”(《革命時代》，第367頁)

郭汝瑰的回憶，令人產生疑惑的主要原因。按理說，這里的回憶，說得有鼻子有眼，按理說，是可信的。郭汝瑰的回憶錄，史料價值極高，想必楊奎松是看過的，但他并不采用這個回憶，估計還是覺得沒有足夠的根據吧。

自2011年起，九州出版社推出的“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口述歷史系列”叢書，其中兩本，恰好都有涉及到口述者對劉斐到底是不是共諜的個人判斷的小資料。讀畢，覺得很有意思。口述歷史，并不一定能夠當做真實的歷史來看待，但口述者針砭人物，常能說出一些檔案資料所不及的鮮明形象來，故有其重要意義。

一條資料來自徐啟明。徐啟明是桂系，一直備受李宗仁、白崇禧信任，三年內戰，他是一直參與其中的。在李宗仁代理總統后，甚至一度擔任了第十兵團總司令，手下掌握著第八綏靖區的四十六軍、五十六軍和一二六軍。后來去了臺灣。他對劉斐的評價是：

“劉斐是健生(白崇禧字)一手提拔起來的，抗戰初起跟健生到中央，供職參謀本部。此人在紙上談兵很有一套，很多人贊賞他，但我只認為他小有才而已，不佩服他。他在國內沒受完整的軍事訓練，到日本去學得如何不得而知，但他從沒有實際帶過兵作過戰，因此所擬的作戰計劃有時是不切實際的，此人是不能擔當重任的。由此可見健生用人有時亦不是沒有缺點。劉斐隨和談代表赴北平后投共了，有人說他是共諜，我觀察他的行動談吐，不像。至于參謀本部指揮作戰的情況我不大清楚，據我所知戡亂時很多命令是總統或其他高級將領直接頒下的，不經過參謀總部，我在北平行轅也擬作戰計劃，總統一來才做最后決定，總統并沒有帶劉斐開會，實施后才補報參謀總部，所以要說大陸軍事失敗是由于參謀本部有個共諜劉斐，還需要找到更多的證據。(徐啟明《我所參與的戰爭(1911-1950)》，第130-131頁)

另一條資料來自新近出版的《丁治磐先生口述歷史》。丁治磐抗戰時打了不少硬戰，是個勇將。1946年春，他以第二綏靖區副司令部人員，至青島組織膠東指揮部，兼任青島警備司令。47年下令戡亂，當時的政略目標是在雙十節前攻下煙臺，蔣介石要丁治磐和劉斐商議作戰計劃。這次作戰，政治目的達到了，但是，中共軍隊，基本上是稍一接觸，就退卻了，保存了實力，所以作者認為在軍事上毫無所獲。

在這次作戰中，讓丁治磐大為不滿的是，劉斐等人竟直接部署軍隊，以范漢杰任膠東兵團司令，帶領王凌云第二軍、黃百韜第二十五軍、李彌第八軍、六十四軍等四個大軍十幾個師走大路分四路進攻。因此，在丁治磐看來，“這是戰史上的一個很大的教訓”：

“其一，國防部不了解前線狀況，不該直接部署軍隊，這應交由我這個前方指揮官負責部署，中央將任務原則交下即可。其二，國防部劉斐等人將四個軍十幾個師走大路分四路進攻，未預留第二線兵力的部署，顯示他們根本不懂大軍作戰的部署要有梯次。第一線可部署四分之一至二分之一兵力，余留控為第二線，不能齊頭并進。……國防部管作戰的第三廳應負責，中央統帥部的參謀大多太年輕，有學識，但缺乏作戰經驗，劉斐不見得是通共才如此部署，可能是他根本不懂如何作戰。”(《丁治磐先生口述歷史》，第105-106頁)

徐啟明、丁治磐是長年在外掌兵的，他們對劉斐的印象，有一個共同點，即劉斐并不是通共，很可能是他缺乏作戰經驗，因此制訂的作戰計劃有時不切實際，甚至會犯有大錯。這兩位后來都去了臺灣，和劉斐也沒有私人關系，因此根本無須為他開脫。由此可見，楊奎松的立論還是比較客觀，比較嚴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