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義失敗后，孫中山曾經派日本浪人平山周給劉學詢帶去一封很長的秘信，表示愿意奉劉為首：“或稱總統，或稱帝王，弟決奉足下當之。故稱謂由足下裁決。”可惜的是，劉學詢并沒有接到這封信，要是當年他及時接到這封信，按照他的野心和實力，看到惠州起義的聲勢，很有可能會全力以赴地投入支持。那樣的話，歷史或許真的要改寫了。

在中國近代史上，杭州西湖國賓館發生過兩件大事：1954年，新中國第一部憲法草案在此地寫成;1972年，《中美聯合公報》在這里草簽。此外，這里還接待過包括毛澤東在內的國家領導人以及很多國家的元首。而在一百多年前，這個地方名叫“水竹居”，主人是劉學詢。

劉學詢這個人談不上婦孺皆知，但他結識的人和做過的事卻大都是我們熟知的。1855年劉學詢出生在廣東香山，離孫中山的老家也就二十來里路。因為祖上是經商的，家境比較殷實，所以他小時候沒少折騰，習武練劍、飛鷹走馬樣樣精通。劉學詢12歲的時候，家中掛著一條幅：“不掃一室”，意思是要“掃天下”。然而如果按照今天素質教育的標準來看，劉學詢絕對算是個模范，玩歸玩，人家的學習可從來沒有落下。

他24歲中舉，7年后又考中進士，是廣東文壇的“四大金剛”之一。順風順水的劉學詢中進士后被分配到國家中央機關翰林院，成了一名令人眼紅的“公務員”，并逐漸升為候補道臺。但他對此并不滿意，鐵飯碗雖然穩，可畢竟是鐵的。

在“候補”的“官道”上，劉學詢只看到了絕望，終于，他選擇了“下海”經營，在廣州包辦“闈姓”彩票。所謂“闈姓”，就是利用科舉考試，競猜中榜者，也叫“卜榜”。清政府對這種公然踐踏神圣掄才大典的行為自然是明令禁止，“闈姓”只好轉入地下。其實，對內憂外困的清政府而言，很多法令形同虛設，執法人員更是睜只眼閉只眼，只罰款、不取締，既能補充軍餉，又能中飽私囊，何樂不為？后來，加上彭玉麟、張之洞、李翰章、李鴻章等晚清名臣的“鼎力支持”，政府干脆將其招安改編成了“官督民辦”，成了大清的又一“公益事業”和財政收入增長點。劉學詢作為這一行業的骨干，上繳的彩票稅甚至影響到政府的收支：“其金錢勢力以左右士子之成敗，及官吏之進退，典試者莫不仰其鼻息。”

迅速暴富起來的劉學詢以杭州胡雪巖為榜樣，娶了十二房美妾，并在廣州西關荔灣建起了一座“劉園”，極度奢華。因此，他很快為自己贏得了“劉三國”的稱號，即“文可華國，富可敵國，妾可傾國”。

一個男人倘若“允文允武”，有財有勢，卻只安心過老婆孩子熱炕頭的小日子，實在說不過去，至少，得有點政治抱負吧。所以，對劉學詢而言，有錢不是目的，而是他實現目標的一個手段。劉學詢有自己的政治抱負，但不是一點點，他的野心是整個中國！

這件事聽起來有點搞笑，可如果你細想一下他當初辭掉“公務員”的舉動，就會感到震驚。首先，他不是厭惡官場，否則開始他絕不會賣命讀書撈取功名;其次，他辭官不是為了掙錢，他家里的錢雖然沒有達到后來他暴富的程度，但應該能夠滿足他隨心所欲的花銷。那么就只有一種解釋了，他的后退，是為了跳得更遠。

1892年，渾身都是反骨的孫中山26歲，他找到維新派標桿人物康有為，想與他聯手搞垮清政府。康有為不置可否，也想拉攏孫中山，要求他拜自己為師。孫中山這才認清維新和革命是兩碼事，康有為是指望不上了。3年后，孫中山從日本回國，籌辦第一次武裝起義。也就是在這一過程中，他與一直抱有反清復明政治野心的老鄉劉學詢認識了。劉學詢仰仗著自己有錢，自命為朱元璋、洪秀全，而孫中山不過是他皇帝夢中的“開國元勛”。在孫中山后來的多次革命活動中，他多次為其提供財力支持。從這一點上看，孫中山或許還有點年輕氣盛的味道，但老謀深算如劉學詢，簡直就是純粹的“膽大妄為”。

劉學詢的另一個老鄉康有為，在科場中一直不順手。為了引起別人的注意，他于1896年和1898年(戊戌年)與人兩次彈劾兩廣總督譚鐘麟，罪名分別是包庇“巨蠹”劉學詢以及與他狼狽為奸。劉學詢被罰100萬兩銀子，被迫逃離廣東到杭州避風。從此，他與康有為算是成了勢不兩立的死對頭。

戊戌變法失敗后，康有為逃往海外，辦報鼓吹“保皇”，大肆攻擊慈禧，被清廷列為“頭號反賊”。劉學詢趁機落井下石，直接刨了康有為的祖墳，把事情做絕。后來清廷派他赴日“考察商務”，旨在與日本政府談判引渡康梁。臨行前，他攜帶兩把匕首，聲稱談判不成，哪怕舍命也要刺殺“反賊”。這個政治秀弄得朝野震動，李翰章(李鴻章的哥哥，時任兩廣總督)竟稱贊他是“國士”、“烈士”。在日本期間，劉學詢經孫中山的介紹，并通過犬養毅的安排，會見了當時的日本首相。因為這次的會見，也讓他受到李鴻章器重。

歸國后，李鴻章通過他的關系讓孫中山協助刺殺康有為。孫中山制定了行動方案后又開始搖擺不定，因為這時以康梁為首的保皇黨已經開始以牙還牙地報復。北京的榮祿和剛毅、廣東的李鴻章和劉學詢均成為暗殺目標。

在保皇黨眼里，劉學詢要比李鴻章、榮祿還要兇險。梁啟超對刺殺劉學詢最為積極，多次指出：“卯金(即劉)富而多謀，今以全力謀我，阻力之大過于榮(指榮祿)，不可不先圖之。”“豚子不宰，我輩終無著手之地。”催令不惜代價刺殺劉學詢，甚至計劃雇用日本浪人行刺。

1900年4月24日，劉學詢從澳門返回廣東，剛到廣州口岸，就被保皇黨的刺客擊中胸口。劉學詢血流不止，送往西醫就診，虧得他衣服穿得較多，子彈僅入皮肉三分，撿回了一條性命，但也足以使其膽戰心驚了。可見有時候槍的好壞和衣服的厚薄都能影響和改變歷史。

“庚子拳亂”，劉學詢極力慫恿李鴻章和孫中山聯合，趁亂搞“兩廣獨立”。李鴻章權衡一番，最后還是決定北上擒王，重攬大權。劉學詢心灰意冷，沒再跟隨，到了上海。

然而孫中山卻是精力充沛，百折不撓，當時他人在臺灣，卻策劃了鄭士良的惠州起義和史堅如的廣州爆炸。因為當時劉學詢在上海，孫中山沒能及時通知他，所以資金短缺，惠州起義雖然頗有聲勢，但事實上打了不少折扣。起義失敗后，孫中山曾經派日本浪人平山周給劉學詢帶去一封很長的秘信，表示愿意奉劉為首：“或稱總統，或稱帝王，弟決奉足下當之。故稱謂由足下裁決。”可惜的是，劉學詢并沒有接到這封信，要是當年他及時接到這封信，按照他的野心和實力，看到惠州起義的聲勢，很有可能會全力以赴地投入支持。那樣的話，歷史或許真的要改寫了。

此后，他就再也沒有和孫中山的革命黨聯系，也沒有北上追隨李鴻章。隨著局勢的推移，他逐漸退出了政治舞臺。

劉學詢一生活了80歲，45歲之前致力于政治斗爭，意圖反清復明自己當皇帝。皇帝夢破滅后，他開始退隱西湖，游山玩水、栽花種竹，與詩書為伴，過起了梅妻鶴子的生活。早在1898年，劉學詢便以每畝200銀圓的高價，買下了位于杭州西湖丁家山南面傍湖的36公頃土地。在這里，他把自己的全部精力投在建私家別墅“水竹居”上面，“水竹居”就是后來名揚天下的劉莊。

進士出身的劉學詢，不搞政治玩起園林藝術也是相當精彩。他先前走南闖北，足跡所至，觀摩名園，深有體會。“水竹居”的代價，連地皮、房屋，以及自廣州運來的家具裝拆等費用，共用去十萬元左右之數，至于字畫、古玩，還沒有列入，最終耗時五年才基本建成，建筑面積1369平方米，超過了“宋莊”，成為西湖第一名園。

劉學詢遠離政壇后，賭業也一蹶不振，他不得不靠從大清那里舉債度日。1905年，也就是“水竹居”建成的那一年，因債務問題，劉莊被查封。劉學詢移居上海。

1912年，民國政府認定劉學詢所欠大清銀行的貸款屬于公款，便將劉莊拍賣充公，標價是兩千萬兩，卻無人問津。劉莊隨后便被浙江督軍趁機收作新朝高官們享用的高級會所。

有意思的是，在1916年，浙江督軍曾安排康有為到杭州避暑，住的就是“水竹居”。康有為在“水竹居”住了一個月，加上這地兒曾經又是自己頭號敵人的，感覺相當良好，直至上癮。最后康有為索性在“水竹居”北面丁家山及山腳買下大片土地，與劉莊毗鄰，建造一個自己的園子——一天園(康莊)，歷時四年，于1921年方才建成。

宿敵康有為入住“水竹居”，深深地刺傷了劉學詢。他變賣了所有值錢的不動產，終于贖回“水竹居”，隱居終老。遺憾的是，康有為在他自己的康莊也沒住上幾年，便在北伐軍進杭州的那年去世，弄得沒有對手的劉學詢滿是落寞。

如果把對方熬死也算勝利的話，劉學詢與康有為的這一局是贏了，贏在他命硬上面。

據說，晚年的劉學詢身體相當強健，在他79歲高齡的時候，仍能吃大塊的肉，上崎嶇不平的山路。更令人驚奇的是，他的幼子劉啟言，居然是他在75歲時所生。

但是，無論一個人多么的不服輸，究竟抵不過歲月的打磨。而劉學詢的輝煌，也隨著時間的推移，被歷史的塵埃逐漸掩蓋。

1953年，劉莊與康莊被收歸國有，成了浙江省委第一招待所，即現在的西湖國賓館。現在，已經很少有人再去計較它背后的故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