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漢的“黨錮之禍”一共有兩次，第一次黨錮之禍發生的這一年，發生了一件事，即一個名叫張儉的山陽（今山東鄒城）郡督郵看不慣大宦官侯覽的家屬在山陽作惡，上書以予彈劾，和大宦官侯覽結下了私仇。過了三年，即建寧二年（公元169年)，侯覽為了報復張儉，就指使人上書誣陷張儉，說張儉與同郡二十四人結黨，分別立號，其本人名列“八極”，伙同其他的“八俊”、“八顧”，共同搞陰謀詭計，“圖危社稷。”，從而發起了第二次黨錮之禍。天下各州各郡動蕩不安。

被通緝的張儉困迫遁走，望門投止，沿路看到有人家就去投宿。天下人家，莫不重其名行，冒著家破人亡的牽連大罪保護他、收容他。這樣，張儉輾轉逃難，雖然遁出塞外，免于一死，但他所投靠的人家，“伏重誅者以十數，宗親并皆殄滅，郡縣為之殘破。” 而從這一事上，也反映出人們對宦官的憤怒和對黨人的同情。

孔融的哥哥孔褒，和張儉是至交，張儉曾經去投奔孔褒，孔褒不在家，孔融負責接待。

張儉到孔家逃難這年，孔融已經十六歲了，可張儉還是覺得他太年輕，不信任，準備改投他處。孔融大笑著說：“我哥哥雖然不在家，我同樣可以以主人的身份待客的啊。”熱情地留下張儉，住了好幾天。

郡吏得到消息前來抓捕，張儉已經脫逃，于是將孔褒、孔融抓回審訊。孔融率先認罪說：“張儉是來過我家，但已經走了，我哥哥并不在家，接待張儉的是我，要問罪，就由我一人承擔好了，跟我哥哥無關。”孔褒趕緊說：“張儉來找的是我，我弟弟并不知他的來歷，罪在我孔褒一人。”郡吏聽他兄弟兩人搶著攬罪上身，一時不知如何是好，于是傳訊孔母。孔母竟然是這樣回答的：“我的丈夫已死，我是一家之長，家里出的所有罪責，都應該由家長擔任，我甘心認罪！”

一門爭死，徹底將郡吏難住了，于是將供詞申奏朝廷，最后將孔褒誅殺抵罪。

孔褒雖死，孔融由此名聲大振。

陳留人夏馥，為前“八顧”之一，聽說張儉為逃一己之命，牽累了無數無辜人員，不由得悲嘆道：“自己作孽，應由自己承當，卻憑空去牽連善良的人；一人逃死，禍及萬家，實在生不如死，何必活下去！”說完，剃光須發，遁入林慮山中，隱姓埋名，“親突煙炭，形貌毀瘁”，過起了野人生活，連過了兩三年，沒有人知他的去向。夏馥的弟弟偷偷給他送去一點衣物，夏馥大怒，警告他說：“你這是將災禍帶來給我啊！”將他斥走。

汝南人袁閎（袁安的后人，袁紹、袁術的堂兄弟），本來也想學習夏馥的做法，遠遁深山，奈何家有老母親，不忍遠離，于是筑起一個土室，不設門戶，只開一小窗，自己趴在土室中生活，每日從小窗納入飲食；母親想他了，就到土室的小窗前和他聊天，母親一轉背就把窗掩閉；母親之外，即使是兄弟妻子，一律不得相見，這種非人生活一過就是十八年，最后在土室中病故。

陳留人申屠蟠為避禍，不得不在樹上筑巢……

正是因為有這些節行高潔的名士，東漢被稱為中國歷史上整體道德水平最高的時代。

梁啟超稱：“東漢尚氣節，崇廉恥，風俗稱最美，為儒學最盛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