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2月4日，蔣介石抵達西安，督促張學良和楊虎城率部“剿共”。11日晚，張、楊分別召見東北軍和十七路軍高級將領，宣布次日清晨扣留蔣介石，進行“兵諫”。

12日5時，東北軍到華清池捉拿蔣，蔣從臥室窗戶跳出，摔傷后背，躲在一塊大石頭后面，不久被活捉。同時，十七路軍扣留了陳誠、邵力子、蔣鼎文、陳調元、衛立煌、朱紹良等國民黨軍政要員，國民黨中央宣傳委員會主任委員邵元沖被槍殺。此即“西安事變”。

近代史學者楊奎松教授研究認為，張學良發動“西安事變”，其主要目的在于停止內戰、聯共抗日。東北軍離鄉背井，拖家帶口，都想回到故鄉。張學良明白，要打回東北，東北軍不足恃，蔣介石也靠不住，唯一可以指望的只有蘇聯。而欲聯合蘇聯，張學良所能借用的渠道就是中共。

早在1936年初，東北軍即確立聯共抗日方向。4月9日，張學良赴延安與周恩來會談。1936年9月，中共與東北軍簽訂《抗日救國協定》。這種情況下，張學良怎么會接受蔣介石的命令去“剿共”呢？

“西安事變”發生之初，蔣介石不了解張、楊的真實動機，也不知道自己將受到什么樣的對待。

1936年12月“西安事變”結束后，國民黨宣傳人員第一時間拍攝的蔣介石被捕地點，山崖上留下了國民黨軍政人員所書寫的“蔣委員長蒙難處”。

國民黨有一派人，力主討伐張學良，軍事解決。12月16日，國民黨中央已決定組織兵力，并任命了何應欽為討逆軍總司令。中共方面也有人建議，審判并判處蔣介石死刑。國民黨和中共兩方面釋放的信號，都將蔣介石置于死亡的邊緣。

除了來自外界的死亡威脅，蔣介石也有自殺打算。蔣身為國家領袖，竟被下屬拘押，失去尊嚴和自由，心中的羞憤、屈辱感可想而知。他一度不吃不喝，并堅決拒絕和張學良談判。從九五之尊跌落為階下囚，他忍無可忍，決計自殺。12月13日，他在日記中自白：“生而辱，不如死而榮。”

此為事變發生現場的環境，蔣介石華清池行館的墻壁上，留下了槍戰的血跡。

內在外在種種原因，促使蔣介石作了必死的準備。15日，蔣介石給宋美齡寫信，稱“兄決為國犧牲”。不過這封信被張學良扣留，未能發出。

20日，宋子文到西安，獲準與蔣介石會面。蔣介石當即寫下三封遺囑，對后事預作安排，交給宋子文帶出。

第一封遺囑寫給宋美齡：

賢妻愛鑒：

兄不自檢束，竟遭不測之禍，致令至愛憂傷，罪何可言。今事既至此，惟有不愧為吾妻之丈夫，亦不愧負吾總理與吾父吾母一生之教養，必以清白之身還我先生，只求不愧不怍無負上帝神明而已。家事并無掛念，惟經國與緯國兩兒皆為兄之子，亦即吾妻之子，萬望至愛視如己出，以慰吾靈。經兒遠離十年，其近日性情如何，兄固不得而知;惟緯兒至孝知義，其必能克盡孝道。彼于我遭難前一日尚來函，極欲為吾至愛盡其孝道也。彼現駐柏林，通信可由大使館轉。甚望吾至愛能去電以慰之為感。

廿五年十二月二十日中正

第二封寫給蔣經國、蔣緯國(當時經國在蘇聯，緯國在德國)：

又囑經、緯兩兒：

我既為革命而生，自當為革命而死，甚望兩兒不愧為我之子而已。我一生惟有宋女士為我惟一之妻，如你們自認為我之子，則宋女士亦即為兩兒惟一之母。我死之后，無論何時，皆須以你母親宋女士之命是從，以慰吾靈。是屬。

“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后，民眾抬著蔣介石的畫像游行慶祝。

父十二月二十日

第三封為《告全國國民》：

中正不能為國自重，行居輕簡，以致反動派乘間煽惑所部構陷生變。今事至此，上無以對黨國，下無以對人民，惟有一死以報黨國者報我人民，期無愧為革命黨員而已。我死之后，中華正氣乃得不死，則中華民族終有繼起復興之一日。此中正所能自信，故天君泰然，毫無所系念。惟望全國同胞對于中正平日所明告之信條：一、明禮義;二、知廉恥;三、負責任;四、守紀律，人人嚴守而實行之，則中正雖死猶生，中國雖危必安。勿望以中正個人之生死而有顧慮也。中華民國萬歲！中國國民黨萬歲！三民主義萬歲！國民政府萬歲！國民革命軍萬歲！

蔣中正

22日，宋美齡飛抵西安，蔣介石改變拒不談判的態度。次日，宋美齡與張學良楊、楊虎城展開談判，周恩來出席。蔣介石最終接受停止內戰、聯共抗日的主張。12月25日，“西安事變”和平解決，蔣介石免于一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