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為何會“落水”，成為國人所不齒、士林所共憤的民族敗類？作為一個典型人物，周作人一生所走過的道路，從光榮而沒落而沉淪，在考察中國知識分子的歷史性格時，自有其特殊的參照意義和歷史鑒戒。

周作人寫了優秀小品散文《美文》，打破了封建復古派關于“美文不能用白話的迷信”(胡適《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為小品文的興盛和發展，以及中國“美文”體散文的創立起到奠基作用。他們的作品影響了當時一代知識分子。周作人散文那種真實簡切、平淡淵雅、趣味雋永的“知堂風格”，對冰心、朱自清、俞平伯等都影響至深。然而，令人不解的是，就是這樣一位蜚聲文壇的大家，在抗日戰爭中華民族最危險的歷史關頭，卻甘心附逆，充當文化漢奸，墮落為民族罪人，成為中國近現代文化史上“三個”謎一樣的問題：一是李叔同出家;二是王國維自沉;三是周作人“落水”。

周作人為何會“落水”，成為國人所不齒、士林所共憤的民族敗類？作為一個典型人物，周作人一生所走過的道路，從光榮而沒落而沉淪，在考察中國知識分子的歷史性格時，自有其特殊的參照意義和歷史鑒戒。

剖析周作人失節的“歷史原因”和“文化現象”，首先應看到，周作人在本質上是一個傳統型的知識分子。他根生于文風昌耀的江浙土地，成長于世代書香的紳宦門戶。祖父是清末的翰林，做過知縣，后因科場作弊案入獄。父親是位不得志的讀書人。由于家庭熏陶，使他從小打下堅實的國學基礎，形成以儒家入世哲學為根基、以老莊游戲態度為依托、以禪宗出世思想為歸宿的傳統文化思想基因。特別是“祖父入獄”后，年僅13歲的他去杭州陪侍近一年半。獄卒的詫異和世人的白眼，對他的性格及心理不能不產生影響。青少年的積習是人生命運的源頭。周作人終其一生，始終未能忘情于社會人生。他雖曾以僧人自況，處處想“出世”，但他都時時不忘“入世”，不忘“學而優則仕”的政治文化傳統。抗戰期間，他之所以接受汪偽中央政治委員會的“華北政務委員會”委員、常委并兼“教育總署”督辦的任命，并以偽督辦的身份出席各種政治活動，在敵偽官方刊物上發表講話、訓令，作為汪精衛隨員參加偽“滿洲國”慶典活動，風光地出沒于陳公博、褚民誼等頭面人物的宴會，甚至身著黃呢日本軍服，腰挎戰刀在天安門檢閱偽少年團分列式等種種行徑，正是他骨子里不忘“入世”的結果。只不過是選錯了進入仕途的門徑，走錯了路。

周作人“落水”附逆，除政治上不能忘情于“入世”之外，在生活上耽于安逸，則是另一條重要緣由。

抗戰爆發后，北京大學、清華大學不愿做奴隸的教職員和學子遷往昆明和內地，在抗戰中繼續工作與求學。年老多病及家累過重的少數教授羅常培、馬裕藻、魏建功等人被迫留下來，校長蔣夢麟讓他們保護校產。周作人當年52歲，身體很好，完全可以南下。然而他過慣了舒適安逸的生活，深知南方的艱苦，他留戀窗明幾凈的“苦雨齋”，舍不得離開八道灣仿日本式的書房和各種擺設，所以借故家累太重而留下了。

周作人一貫提倡“閑適”。他早在1920年代初就認為：“在這被容許的時光中，就這平凡的境地中，尋得些須的安閑悅樂，即是無上幸福。”(《死之默想》)1930年代后期，他更是埋首故紙堆里，沉浸在草木蟲魚、苦茶古玩之中，遠離了時代的風雨和奮爭的大眾。在抗日戰爭的炮火聲中，周作人留在北京，依然坐在“苦雨齋”(此時已更名為“苦住庵”)中，堅持他的愛好“聽談鬼”“學畫蛇”“玩骨董”“吃苦茶”，關注雜學知識，翻譯他的希臘文學。有時還到琉璃廠，與老朋友錢玄同、馬幼漁等聚會。出入八道灣走訪他的學生、留日老同學、舊同事、日本文人絡繹不絕。

就在此期間，發生了1939年元旦周作人遇刺事件。關于刺殺事件背景，說法紛紜。一種說法是刺殺者自稱是“天津中日學院”的學生，但卻代表了國內部分激進青年，對周作人1938年年初出席日本大阪每日新聞社在北京召開的“更生中國文化建設座談會”表示憤怒，是一次有組織的鋤奸行動。一種說法是周作人晚年在香港出版的《知堂回想錄》中，關于“元旦的刺客”為自己的辯解。他說這次刺殺是日本軍警所為，實際上是逼迫他就范。不論何種背景，刺殺事件產生的后果，就是使周作人這位膽小又怕吃苦的文弱教授，最急切的要求是先要尋求保護。這也符合他一生遵奉的人生哲學“茍全性命于亂世是第一要緊”。而在當時對他這種要求能夠滿足的只能是日偽軍警當局。他也知道他在敵偽時期的職位越高，這種保護的保險程度就越高。刺殺事件發生以后，使周自覺地向日本人靠攏。不久，便接受了北大圖書館館長職務。以后，在一年里又相繼擔任北大文學院院長、“東亞文化協會理事”、“評議員”等。直至后來出任偽華北政務委員會教育總署督辦一職，在喪失民族氣節的下坡路上不斷地向下滑去。據日本《大阪朝日新聞》當年報道，他在遇刺脫險后發表談話說：“這(指刺殺事件)對我來說在今后的工作上，成為一個好的轉機也說不定。”這段話無疑是一個宣言，公開表示他將不像原來那樣忍受貧困生活了。據近年披露的周作人晚年致香港友人鮑耀明書札，他在解釋出任偽職一事上，特別強調了“官俸”和“津貼”，也就是收入問題。這也是周作人“落水”原因的一個佐證。有的學者曾形象地說：“一顆子彈沒有鉆進他的肚皮，卻打彎了他的膝蓋。”這一槍改變了周作人的生活道路。他也從此由封建階級的叛逆士、中國新文學的闖將，墮落為中華民族的罪人。

關于周作人“下水”，鄭振鐸先生曾說過這樣的話：“‘必敗論’使他太不相信中國的前途，而太相信日本的海陸軍力量的巨大。成敗利鈍之念橫梗于心中，便不能不有所背，有所從了。同時，安土重遷和貪慣舒服的惰性，又使他設想著種種危險和迫害，自己欺騙著自己，壓迫著自己，令他不能不選擇一條舒服而‘安全’的路走了。”(《惜周作人》《萌芽》1946年第1卷第3期)鄭振鐸的這個分析符合實際且切中要害。

伏案翻閱周作人這位新文化運動驍將的手跡，聯想其當年文壇風云人物“周氏兄弟”同途殊歸的不同人生結局，真是令人感慨萬千。但是，不論命運是如何安排，道路卻是自己選擇的。周作人附逆投敵，晚節不貞，作為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的典型文化現象，對于研究中國知識分子的心靈路程及命運歸宿，進而引出積極而深沉的思考，具有重要意義。周作人失敗的人生，頗值得人們深長思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