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武帝前經過幾十年治理，到了漢武帝初，社會安定富裕。經濟的復蘇，可以看看細節，漢初，劉邦時，“自天子不能具鈞駟，而將相或乘牛車，齊民無藏蓋”，皇帝都找不到四匹同樣毛色的馬。這個情況從側面反映了漢初的困難。文景之治后，改變了，百姓的財富也得到了積累。馬不僅天子將相講究，百姓也開始了。“眾庶街巷有馬，阡陌之間成群，而乘官牝者，儐而不得聚會。守閭閻者食梁肉，為吏者長子孫，居官者以為姓號”，到處都能看到馬了。

當時聚會不允許乘母馬來聚會。說明一個間題，這時，百姓想買馬乘馬不是間題了，有選擇余地。這與前面漢初時的情況比，簡直不可同日而語，漢武帝中后期由于征伐，財政狀況不好了。在劉邦時，漕轉來作為俸祿時，消費不高。漢武帝時，每次獎賞一次就得二十多萬斤黃金。當倒四方都有戰場，軍隊人力一發動就幾萬幾十萬，國庫空了，百姓負擔重了，還是應付不了。“大兵之后，必有兇年”，百姓都忙于應付，哪有時間種田？還有天不幫忙，有天災，導致歉收。產生大量包饑民。山東就爆發了水災，為了解決水災，得遷徙上萬人。這不是所有情況。這個一部分情況就讓人留下印象，漢武帝登基初，百姓富足，現在卻民不聊生了。

漢武帝改善財政上，有六項：—叫鹽鐵專賣，這是必須品，在這之前，是允許私人經營的。這些是賺錢的，于是決定收歸國有，由朝廷來統一負責.下禁令，“敢私鑄鐵器，煮鹽者，斂左趾，沒入其器物”，要沒收工具，而且要在左腳上穿鐵鞋。這是當時的刑罰。之前的經菅鹽鐵的，讓他們轉變身份，變成吏員，幫助官府來經營。所以，這馬上給當時國庫增加了收入。二是算緡告緡，就是增加生產稅，緡是穿錢的線，算也是計算單位，下這個算緡令，是讓工業者主動申報貨物價值，一千錢收一百二十的稅，手工業者是二緡一百二十的稅，百姓自然有自我保護意識，這里雖有嚴格規定，但是百姓還有強烈的逆反。還有告緡令，舉報后查實，被告人的一半財產歸告發人。

曇平準均輸，就是中央政府設置機構，根據物價低買高賣，均輸是每年向朝中進獻土特產，由中央來征集運輸。不一定運去長安，可能有地方賣得貴，就去賣掉。其實這造成惡劣效果，原來地方向中央進貢，是地方有就貢，是富余的東西，現在成了謀利的東西，這些均輸官就看什么好賣要什么。這是變相地盤剝百姓。這給漢武帝帶來了豐富的回報。四是鑄錢幣，之前朝中可以把這個權力下放私人，這是有利可圖的事，所以，民間有很多人盜鑄，有些人把錢收回來，磨下屑，重新融，變成新錢。漢武帝決定收回中央。這本是正確的事，維護正常秩序，但是漢武帝不是光為了維持秩序，更是為了斂財。五是增口賦，是人頭稅，劉邦時規定十五歲到五十六歲，每年交一百二十錢的人頭稅，這意味著，十五歲以下的五十六歲上的不用交。現在規定十五歲下的交一些。許多窮人家的就得殺死多生的。這是悖天理的。六是鬻爵，這是賣官。這對政府是沒本錢的買賣。還有入羊為郎，把羊送給政府，達到一定程度，就可以獲得郎的身份。這六項，是最重要的六項。

增加了百姓的負擔，這是負面影響，還講三個方面的影響：一是降低了百姓的生活水準。漢政府壟斷的鹽鐵，導致價格高質量差，鐵連割草都割不斷。食鹽也是這樣。“貧民或木耕手耨，土核淡食。鐵官賣器不售或頗賦與民。”有些干脆減低這樣的消費。不去買。二是大量民間財富流失導致社會不穩定。漢武帝的一些政策讓百姓負擔增加了二十倍，民間財富向官府的集中流量增加了。漢武帝的政策讓百姓無法溫飽了，表達的方式也簡單，要么犯法，要么揭竿而起。“百姓疲敝，起為盜賊。”三是使官吏的隊伍，變得混雜。本來官是官商是商，工作與思維不一，這些人當了官，就把思維帶入官僚中，導致政府的逐利性。

漢武帝的財政改革，讓百姓生活得不到保障，正因此，對這些改革，關注民生的史學家都不太看好，持負面評價。《史記》《漢書》與《資治通鑒》，對這些政策都是批判，不過是表達不同。《史記》里有一段“于是外攘夷狄，內興功業，海內之士力耕不足糧響，女子紡績不足衣服。”這里面，司馬遷批評了一種國家行為，對外戰爭，對內大興土木，讓農民沒時間耕種，就像古時的統治者，這話中有奇怪處，就是主語在哪里？這在批評誰呀？不明確。前面講的是什么呢？前面講的是秦朝的貨幣政策。秦把貨幣統一，接著講這個，這是前言不搭后語，史記中有多處這樣的，看起來不通。但是，每到此處，就得想想，司馬遷是超級高手，難道連通…自做不到？不是，要懷疑，他的深刻性。

前邊的話是在批評的人顯然是漢武帝。他是因為生活在漢武帝時代，要批評就得藏起自己的意圖。他是故意這樣做。班固呢？漢書中，稍微改了一下，“至于始皇，遂并天下，內興功作，外攘夷狄，收泰半之賦，發閭左之戍，男子力耕，不足糧響，女子紡績不足衣服。竭天下之資財以奉其政，猶未足以澹其欲也”，核心語句來自司馬遷處。基本的話都是司馬遷的。特殊處在班固加了主語，是秦始皇，一本正經地講秦始皇。這是給漢武帝撇清。一是障眼法一是替罪羊。他還是想維護漢武帝的正面形象。但是對這些政策，他還是批評的。

像漢書中，沒給桑弘羊立傳，其實體現了班固的鄙視，這個潛臺詞是漢武帝的財政政策不妥，桑弘羊得負責。這個間題，到司馬光時，不是間題了。在他看來，批評漢武帝為什么要扯上秦始皇？不必遮掩。他抓住二人不放，用他們的反面來提醒宋神宗。l082年司馬光得了中風，這與修《資治通鑒》有關。他有許多話要跟皇帝講，于是寫了遺表，呈給宋神宗，其中有“臣所惜者，以陛下之圣明，不師虞舜周宣之德，”最痛惜的事是陛下是聰明卻不學好的人，這是直接的批評。不學習虞舜等，卻學秦始皇漢武帝，要仁德，就得讓百姓安居樂業。國內都民不聊生，就算橫跨大漠，有什么意義？把百姓推向絕境的人，統治是不穩的。國內有人反抗，國外有敵人，這是他給宋神宗講的教訓。秦始皇漢武帝都是他筆下的反面教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