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徽宗善于“納諫”，堪稱“從諫如流”。不過，他納的既不是保家衛國之諫，也不是國計民生之諫，而是讖緯學和風水術。

據宋代朱弁《曲洧舊聞》記載，崇寧初年(1102年)，中書舍人范致虛看到京城以屠狗為業者甚眾，覺得事關重大，該提個建議。他向宋徽宗上書說：“十二宮神(生肖)，狗居戌位，為陛下本命，今京師有以屠狗為業者，宜行禁止。”認為皇帝屬狗，屠狗是大不敬，應當禁止。宋徽宗一看，驚嘆不已，范舍人這個建議提得好啊，既關帝命，又涉國體，馬上降旨，向全國下發“禁屠令”。為了把這項工作抓緊抓好抓落實，他安排衛戍部隊和各地禁軍，專門負責禁屠事宜。在“殺狗有罪、養狗有賞”的英明決策指引下，全國“禁屠運動”形勢果然一片大好，光賞錢就發了數萬之巨。不過，唯一的雜音是，有個老不曉事的儒生在背后嘀咕說：陛下的父親宋神宗屬鼠，他老人家當年怎么就沒想到也來一場“禁貓保鼠”運動呢？

宋徽宗不單崇尚讖緯，而且篤信風水。有個茅山道士叫劉混康，以畫符誦咒見長，遠近皆知，天下聞名。宋徽宗聽說后，三番五次邀請劉道士到皇宮，與之暢談風水之術，交流學道心得，深為歡喜。他贊揚劉道士說：“爾沖和養氣，得其妙道，學術精深，博通奧旨。”還特封他為“三茅君”，極盡尊敬。宋徽宗之得劉道士，如同漢文帝之得賈誼，宣室求賢，屢虛前席。當時，宋徽宗繼位不久，男丁稀少，膝下凄涼，這成了他一塊心病，他鄭重向劉道士咨詢如何才能多生兒子。劉道士說：“京城東北隅，形加少高，當有多男之祥。”意思是京城東北地勢太低，陰氣太盛，不利于生男，要增加皇嗣，唯一的辦法是抬高東北地勢。宋徽宗一聽大喜，立即決定在京城地勢最低的地方興建一個地勢最高的園林——艮岳。

宋徽宗牽頭成立了工程建設領導班子，安排宰相蔡京任指揮長，宦官梁師成和大臣朱勔任副指揮長，召集全國最有名的能工巧匠，轟轟烈烈地開始了這個天字第一號工程的建設。艮岳于政和七年(1117年)動工，宣和四年(1122年)竣工，前后耗時長達六年。期間，宋徽宗全民總動員，要求老百姓傾其所有，什么奇花異石，珍禽寶貝，都統統送到他的艮岳，真是“括天下之美，藏古今之勝”，單是從江南運輸奇石花木，就動用了上千艘船只，以致老百姓傾家蕩產，民不聊生。然而，這個集全國民脂民膏興建、堪稱當時世界上最奢華的皇家園林，短短五年后便焚毀于金兵的鐵蹄和戰火之下，讓人喟然長嘆。

自古至今，讖緯和風水，篤信者不絕，堪稱中華千年文化一大“奇觀”。只是，它從來就沒有對個人和國家帶來過任何福祉，相反，信之過度，往往不是個人遭罪就是百姓遭殃，甚至國家滅亡。幾年前，一架老式殲擊機，擺放在河北高邑縣正對著縣委大院的馬路上，據說這是縣委書記聽從了風水先生的建議，寓意“升官發財”，結果，書記官沒升，卻因受賄鋃鐺入獄;原鐵道部長，也頗信此道，其弟判刑之后，他認為祖墳位置不佳，請來風水先生，為入土不久的父親重新選定“風水寶地”。但是，搬遷后的“風水”，卻依然沒能保住他的“烏紗帽”，等待著他的，已然是法律的懲罰。至于宋徽宗，建完艮岳這個大園子后，雖然的確生了兒子(當然，不建艮岳他也會生兒子，這與身體有關，與園子無關)，但他勞民傷財，禍國殃民，不僅丟掉了園子，而且丟掉了國家，自己也被金兵俘虜北去，成了階下囚。“家山回首三千里，目斷山南無雁飛”，宋徽宗縱然皇嗣成群，卻已無“老”給那群孝子賢孫們“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