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漢的歷史，一般以宣、元兩帝之間為一界線，分為兩個時期。宣帝是“中興之主”，維持了西漢平穩發展的局面，但從元帝開始，西漢衰落，所謂“元、成、哀、平，一代不如一代”。

史家對元帝的定評是“柔仁好儒”。這個評語應是褒多于貶，至少是褒貶參半。現在看來，“柔”字用得恰切。元帝確實是一個性格柔弱、優柔寡斷的人。至于“仁”字則要大打折扣。所謂“好儒”是真的，也是起了一定作用的，但最終只因好的是“俗儒”而功虧一簣。

在元帝做太子時，就向宣帝建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宣帝則訓斥他說：“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奈何純任德教！”所謂“霸道”就是先秦法家治國之道;所謂“王道”就是儒家的仁道。宣帝見太子要用“純儒”，就嘆息說：“亂我家者，太子也！”并且想以“明察好法”的淮陽憲王劉欽來更易太子，后來因為懷念亡妻許平君，才沒有廢兄立弟。但是，宣帝對太子進行皇家教育時，卻用儒生為師傅，用儒經為教育內容，所以，漢元帝成為中國歷史上“儒化”很深的皇帝。他所習之經十分廣泛，包括《春秋》、《詩》、《尚書》、《禮》、《論語》等。元帝的經學功底，不僅遠過其父，就是在西漢一代所有帝王中，也可謂首屈一指。

如此“柔仁好儒”之人，為何自他起西漢會漸趨衰落呢？究其原因有三：

一、純任德教

在漢宣帝以前，基本上實行的是“霸王道雜之”的統治方略。到元帝時期，開始一反前代帝王之制，單崇儒家，純任德教，治國完全以經學為指導，選官用人完全用儒家標準。為什么元帝摒棄主張嚴刑峻法的“霸術”，而改用“以柔治國”，強調“教化”的儒術呢？

元帝“純任德教”除了他自身具有深厚的經學修養外，更重要的是有其深刻的社會原因，即土地兼并日趨加劇，農民紛紛破產，有的淪為佃客和奴隸，有的接受政府假田，成為假田農民(國家佃農)，有的成為流民，而這些人原來所承擔的租稅賦役，又都轉嫁給編戶齊民，即自耕農身上。再加上政治腐敗，官吏貪婪，天災頻繁，各地不斷暴發反抗西漢統治的斗爭。所以，在這種嚴峻的形勢下統治者只好放棄“霸術”，純任德教，以期緩和社會矛盾。這種方略的改變，是由元帝提出并加以實施的。

在實行“教化”的儒術方面，元帝采取了如下的措施：

尊崇儒學。元帝即位當年，即采取尊奉孔子的措施。孔子第十三世孫孔霸“上書求奉孔子祭祀”，元帝即下詔日：“其令師褒成君關內侯，霸以所食邑八百戶祀孔子焉。”這是以皇帝名義奉祀孔子的重大舉措，孔霸被封為關內侯，賜食邑800戶，號褒成君，給事中，加賜黃金200兩，府第一所。孔霸去世，元帝兩次穿素服去吊祭，賜給東園秘器錢帛，贈予列侯禮安葬，謚號“烈君”。初元二年(公元前47年)，起用師傅蕭望之，賜爵關內侯，食邑800戶。夏侯勝卒后，“賜冢塋，葬平陵。太后賜錢二萬萬，為勝素服五日，以報師傅之恩，儒者以為榮”。尊崇帝師的社會效應，必然導致人心向儒，這自然大大提高了儒家的社會地位。

以儒家標準選官用人。元帝即位不久，即大幅度增加太學博士弟子數量，由宣帝時的200人，激增至千人。對這些博士弟子，每年按甲、乙、丙三科考試，考試合格者，即可授以相應的官職。因此，當時社會上流傳著這樣的話：“遺子黃金滿xBBY，不如一經。”儒學宗師夏侯勝也常常教導他的弟子說：“士病不明經術，經術茍明，其取青紫(指高官)如俯拾地芥耳。”可見讀儒經做官，已成為當時士人人仕的主要途徑。

在元帝用儒方針的指引下，朝廷大臣以經學相矜持，儒生布滿朝廷上下，他們或位至公卿，或為地方長官。郭沫若說：“元、成以后……明經逐漸成為舉足輕重的政治勢力，出現了‘州牧郡守，家世傳業’的經術世家。”而大批儒生進入政界后，又必然會把儒家理念施之于政事。

元帝即位后，摒棄了宣帝霸王之道相雜的政治，發布的各項政令以及詔書，多引經為據。質問大臣，則窮究“經義何以處之”;大臣執法，則要求其“順經術意”;如果大臣奏議上的語言不符合經義，則必然會遭到嚴厲的批評。元帝的好儒，并不是要官吏做表面文章，而是要付諸實施。

由于利祿的誘惑，傳授、研習儒家經學成為社會的普遍現象，自武帝“罷黜百家，表彰“六經”以來，到了元帝時期，經學才真正昌盛起來。正是由于以儒家仁義之道為治國指導思想，才使得以動蕩的社會又暫時平靜下來，西漢王朝才沒有即刻崩潰，而又茍延殘喘了幾十年。

不過，漢元帝以儒治國也留下了負面影響。清初思想家王夫之評價元帝廣用儒生之事說：“自是以后，漢無剛正之士，遂舉社稷以奉人。”同時，以經取士固然為漢王朝選送了大批人才，但由此也決定了許多人讀經即為做官，因而在入仕以后，往往不是盡忠守職而只圖保持祿位，尸位素餐而已。能治者不能為官，為官者不能為治，士與吏截然兩途，這不能不影響到西漢后期各級政權的效能，給當時的社會帶來了嚴重的消極影響。尤其是，元帝強調以經取士，使一些只知書本、而不省吏事的“書呆子”也被選進了各級政府機構。

二、偶幸“家人子”

五鳳元年(公元前57年)正月，太子劉x8A]18歲，宣帝為他舉行了冠禮，這標志他已成年了。五鳳四年(公元前54年)，他最愛的司馬良娣病死了。司馬良娣在臨死前，哽咽著對太子說：“我死非天命。是其他姬妾得不到太子寵愛，妒忌詛咒我，活活要了我的命！”太子劉爽對此十分相信，因而悲憤成疾，悶悶不樂，把所有姬妾都拒之門外。

王皇后對此焦慮不安，趕快報告給漢宣帝。宣帝聽說太子遷怒于眾位姬妾，也不好強拗其意，為了使兒子重新振作起來，便讓王皇后從自己宮中挑選一些可令太子歡娛的宮女，以順暢太子之心。王皇后左挑右選，找了5位“家人子”(無職號的低等宮女)，排成一行，讓太子劉爽自擇中意之人。這時的劉爽還沉湎于對司馬良娣的哀思悵想中，瞧也不瞧面前這幾位姑娘，又不耐煩皇后的一再催促，只想趕快應付了事，把手一揮，說：“這里邊有一個人還可以吧。”

這時有位叫王政君的姑娘，站得離太子最近，又穿著與別人不同的絳色袍服。王皇后以為太子看上的就是她，就把這位幸運兒送人太子宮，皇太子和王政君初次相逢于內殿。也許是皇太子多時未與女人接觸吧，現在偶然見到一個楚楚動人的少女，含嗔帶嬌地向他走來，不免觸動情欲，便一夜風流。沒想到的是，僅此一夜王政君竟懷了孕。

次年，宣帝甘露二年(公元前52年)，王政君生下嫡皇孫。漢宣帝見皇室有了繼承人，便喜出望外，親自給孩子起名叫劉驁(驁者，千里馬也)。可見老皇帝對這個孫子寄予多么大的厚望！從此，老皇帝常常把這個孫子帶在身邊，寸步不離。

甘露四年(公元前50年)，漢宣帝去世，皇太子劉爽即位，史稱漢元帝。封王政君之父王禁為陽平侯。僅過3天，又立王政君為皇后。第二年，又立才5歲的長子劉驁為皇太子，王禁的弟弟王弘也被委為長樂衛尉的重任。漢元帝永光二年(公元前42年)，王禁去世，其長子王鳳繼承侯位，并被任命為衛尉、侍中之職。真是“一人得道，雞犬升天”。

劉爽得遇王政君純屬偶然。但是，沒有偶然就沒有歷史，這一幕使得王氏外戚登上了西漢的政治舞臺，為日后的王莽篡漢，埋下了伏筆。

三、威權旁落

本來漢宣帝臨終前，已給元帝安排好了輔政大臣，第一位是外戚侍中、樂陵侯史高，另兩位是太子太傅蕭望之和太子少傅周堪，并提升史高為大司馬車騎將軍，蕭望之為前將軍、光祿勛，周堪為光祿大夫，3人并領尚書事。任用外戚是西漢政治長期形成的傳統，宣帝也不例外。史高是宣帝祖母史良娣的侄孫，宣帝幼年時養在史家，與史高有親密關系，因此宣帝命他握有中朝決策大權，地位最為重要。蕭望之、周堪都是元帝的師傅，是當代名儒，深諳政事。蕭望之又引進宗室明經達學之士劉更生(楚王劉交的后代，成帝時改名劉向)、侍中金敞共參朝政，史稱“四人同心，謀議勸道，正義古制多所欲匡正”。“匡正”什么呢？就是匡正君主。在中國古代，儒家主張實行人治。孟子說過：“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國定矣。”他們相信，只要統治者以身作則，言傳身教，為臣民垂范道德人格，就可以實現天下大治。但是，君主握有生殺予奪絕對權力，而且再沒有可以對其約束的機制，那么，“天子圣明”靠什么來保證呢？儒家無法解決這個矛盾，只能奢談“正君心是大根本”，把政治問題變成一個君主的道德修養問題。所以蕭望之等人就寄希望于對皇帝的教育，引導元帝努力實現儒家的“王道政治”的理想，以期改造一個國家或社會，扭轉一個時期的社會風氣。誠然，教育的功能不可低估，但絕不是萬能的，蕭望之等人太過于天真了！元帝即位不到一年，3人一體的輔政班子，就出現了裂痕。

史高以外戚之親“領尚書事”，蕭望之和周堪是他的副手。但開始時，漢元帝對自己的兩位名儒師傅特別信任，蕭望之等人的影響力越來越大。于是史高的心理失去了平衡，與蕭望之的嫌隙日深，這便為宦官石顯弄權提供了條件。

在外戚、儒臣、宦官三種勢力中，漢元帝始終依賴宦官，因為他認為宦官沒有家室，形不成盤根錯節的龐大集團。這就是元帝時期宦官石顯之流得勢的根本原因。加之，宦官石顯善于順風承旨，阿諛奉承，元帝可以稱心如意，為所欲為。其實石顯之流早有“外黨”，和外戚史丹、許嘉勾結在一起，還拉攏了一批見風使舵的儒臣匡衡、貢禹、五鹿充宗等人，結成朋黨。還與長安豪俠萬章交往甚密。體弱多病的元帝原想自己不理政事，而要通過宦官石顯來控制大權，結果大權旁落，授柄于人，迫使蕭望之自殺，周堪、劉更生被貶為庶民。

元帝之所以大權旁落，不僅在于近幸的狡猾技巧，更在于他自身政治水平的低能。司馬光評述道：“甚矣，孝元之為君，易欺而難悟也。”宦官石顯的專權，實際上正是漢元帝縱容的結果。

雖然元帝“柔仁好儒”，終因用人不當，威權旁落，最終使得西漢王朝走向了下坡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