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作霖創辦的東北大學理工樓

從關于民國的史料中發現，過去一向被我們視為不顧人民死活、只顧靠武力爭奪地盤的軍閥，竟也會不遺余力地興辦教育。無論是在軍閥割據時期，還是在戰亂時期，許多軍閥都十分重視教育。幾乎個個尊師重教，他們的某些做法，讓我們感到汗顏和感動。

陳炯明勸學手段獨特

民國十年，陳炯明為了推動廣東教育，成立了廣東省教育委員會，聘請當時著名的教育家、新文化運動的倡導者陳獨秀當委員長，將義務教育和社會教育同時推進。

那時候，民間比較守舊，沒文化的人不重視教育，有文化的遺老反對新式教育，政府花大力氣建成了國民小學和高等小學，大多數家長卻不愿意把孩子送進學校。家長們認為讀四書五經比讀數理化有前途，更看不慣男女同校。

為了改變這種現狀，時任廣東省省長的陳炯明聽取陳獨秀的建議，成立“巡回教員”制度，給新式學校的老師發補貼，讓他們在課余時間輪流到附近的私塾授課，給里面的學生講新知識。半年之后，家長終于明白了新式教育的好處，終于把孩子送到新式學校就讀了。

陳獨秀還建議陳炯明大搞社會教育，提高成年人的文化修養，陳炯明悉數采納。當時社會教育的手段主要有三種：一、辦市民大學，請文化名人辦固定講座，市民免費入場聽講；二、搞通俗講演，在全省宣講新思想和新式知識；三、設流動圖書館，當時叫做“巡回文庫”，由省政府出資購買一大批圖書，每天搖著鈴巡回于各個街道，讓市民免費借閱。

經過一系列的努力，廣東的教育終于走在全國前列。

張作霖：“寧可少養五萬陸軍，也要辦東北大學！”

民國五年，張作霖出任奉天省長，剛上任就說：“學務為造就人才之所，振興國家之基，關系最重，而奉天又處特別地位，若不從整頓教育入手，更無以希望。”他還訓令東北各縣縣長，要求每個縣每年的教育經費務必占到全縣年度總經費的40％，哪個縣達不到這個標準，把縣長開除公職。他規定的這個教育經費比例，比廣東、浙江、江蘇等省份都要高。

民國七年，奉天國立師范學校成立，在該校就讀，學雜費一律免收。當時師資力量嚴重短缺，為了多培養教學人才，不但免收學雜費，而且還給在師范學校讀書的學生免費提供食宿，而且伙食相當不錯，有菜有湯，周末還有豬肉和海參打牙祭。

民國九年，由于北洋政府經費欠缺，在日本留學的幾千名公費留學生沒有了經濟來源，張作霖聽說后，自己掏腰包，給他們匯去10萬大洋。

民國十二年，東北大學正式成立，張作霖每年批給這所大學的經費是大洋160萬元，而當時南開大學常年經費是40萬元，北京大學常年經費是90萬元，清華大學每年經費也只有120萬元。張作霖有句名言：“寧可少養五萬陸軍，也要辦東北大學！”

平心而論，張作霖給留學生匯款，用的也不全是他自己的合法收入。不過那時候各省督軍、省長無一不貪，貪來的錢用到教育上，總比買豪宅包小蜜要強得多。

齊燮元自辦“希望小學”

民國十年前后，駐守江蘇的軍閥叫齊燮元，他是吳佩孚的部下，后來在日軍侵華期間當了漢奸，在歷史上名聲很臭。但他也干過一件好，主要就是在江蘇建立希望小學。

齊燮元在南京創辦過一所很大的貧兒院，說是貧兒院，其實跟現在的希望小學沒有區別，也是專收那些家庭困難沒條件讀書的孩子入學。在民國十年，齊燮元辦的這所貧兒院招收了430個男生，320個女生，規模比當時南京最大的國民小學都要大。這些學生不用交學費，不用交住宿費，學校還發給他們衣服和零花錢。經費從哪兒來呢？剛開始是齊燮元自己掏腰包，后來是財政撥款，學生在手工課上學會木工、刺繡之后，周末時拿到夫子廟去賣，賣的錢也能補貼一部分學校的開支。

齊燮元還在江蘇督軍府辦過一所規模較小的學校，專收智力發展有缺陷的孩子，也是學費全免，他和他的妻子親自去教。

齊燮元推崇王陽明的“知行合一”。他教學生語文、數學，不用備課，唯獨教品德課時，需要把教材上的內容一句一句標上記號，凡是自己覺得很難做到的道德標準，他只問學生那些道德對與不對，而不要求大家按照那些道德去做。單從教學上看，這倒是個很可愛的老師。

曹錕：誰敢對教授不禮貌，就要誰的腦袋

布販子出身、外號“曹三傻子”的曹錕，在做直隸督軍時，也在原保定農業專門學校的基礎上，辦了一所綜合大學——河北大學。可貴的是曹錕沒用軍隊的那套來辦大學、管大學，盡管他也在大學里安排了一些昔日的副官馬弁，但是這些人都成了伺候教授的跑腿的。曹錕知道自己沒文化，他經常說，自彝是一個推車賣布的老粗，什么都不懂，辦大學還得靠教授。只要他在學校，就經常在教授休息室候著，對下課的教授噓寒問暖。大暑天，曹錕在教室外面看見教授講課滿面流汗，就命令校工送毛巾到課堂上給教授們擦汗，后來干脆在教室里裝了鐵柜，里面放上冰塊用來降溫。每逢發工資的時候，曹錕都囑咐行政人員把大洋用紅紙包好，用托盤托著，恭恭敬敬地送給教授。當時河北大學的教授的工資雖然比北京的一些大學稍低，但對于物價比北京低得多的保定，一個月兩三百塊大洋的工資已屬天價。曹錕沒有文化，卻偏愛給學生訓話，每次訓話必強調尊重教授。他說：“這些教授都是我辛辛苦苦請來的，如果誰敢對教授不禮貌，我就要誰的腦袋。”當然，也沒有哪個教授把所謂的學生不禮貌行為告訴曹錕，也沒有誰真的掉了腦袋。

閻錫山：下指標包村辦“強迫教育”

閻錫山在山西推廣義務教育，具有“強迫”的味道，挺符合民國前期稱義務教育為“強迫教育”的特色。

閻錫山的方法是這樣的：先在山西省城太原推行義務教育，然后在其他城市推行，然后在縣城推行，然后在三百戶以上的村落推行，最后在小村莊推行。

閻錫山曾留學日本，深受現代文化的影響。他統治山西達38年之久，在教育方面頗有建樹。山西當年的教育被稱為中國教育的典范。閻錫山率先在全省實行中小學免費義務教育，他要求全省從省會到村莊，幾年內統統建起國民小學。然而各地由于財力所限，無法全部新建校舍，不少地方就占用孔廟、土地廟、關帝廟、龍王廟等原有的公共建筑作為校舍，而占用孔廟必然遭到遺老的反對，占用其他廟宇也會遭到善男信女的反對。閻錫山就派兵辦“強迫教育”，為了使建校更順利，閻錫山直接讓軍官去辦學，他給手下的旅長團長營長連長都下了硬指標：每人包定幾個村，在兩年內把學校建起來。建成以后，直接擔任該學校的校長。自1942年開始，山西全境適齡兒童入學率，每年都能達到80％以上。這么高的適齡兒童入學率，即使是在當時的世界上也是首屈一指的，何況中國當時正值抗日戰爭時期，不能不說是一個奇跡。

韓復榘：從不拖欠教育經費

韓復榘以大老粗著稱，也是搞笑大王。他說的話雖然難聽，但卻也頗有幾分道理。比如說用人問題，韓復榘就有個大前提，用正人不用歪人。他走馬上任山東省政府主席后，便把一些術士、僧道類人物，統統請出了衙門，取而代之的是新派文人，如大名鼎鼎的何思源、梁漱溟等等。

何思源他本是蔣介石的人，能出任山東省教育廳廳長，乃出于蔣介石的一手安排。但這并不等于說，何思源出任該職，完全靠人際關系，他本人是有真才實學的。

韓復榘是由河南省政府主席平調山東的，新省府班底，基本上都是他從河南帶來的，只有何思源來自南京方面。韓復榘也許是為了給何思源這位欽定的人物一個下馬威，就聲言要省財政削減教育經費。何思源聞之，怒氣沖沖地找到韓復榘，說教育經費不但不能減少，以后每年還要增加，否則他就要走人。身為一省最高行政長官的韓復榘，不僅沒有被觸怒，反倒不斷安慰何思源，并保證決不拖欠教育經費。

韓復榘在山東主政七年，山東的教育事業不僅不落人后，且發展迅猛。就是教育工作本身，韓復榘也總是放手讓何思源去做，他從不橫加干涉，更未向教育界安排過一個親信。

劉文輝：如果縣政府大樓比學校好，把縣長就地處決

1935年，四十歲的劉文輝被侄子劉湘逐出成都，落草雅安，出任西康建省委員會主任。1939年1月1日，國民政府正式任命劉文輝為西康省主席。

主政西康期間，他十分重視教育。1939年，在一次演講中，他對國立康定師范專科學校的學生們說：“你們這些學生，很有希望，很有前途，我們國家很需要你們，你們是我們國家的后起之秀。特別是我們這個康定、康巴地區文化素質比較差，希望你們，好好地學習，把你們的文化程度提高，把你們的知識提高，將來為這個康巴做點貢獻。”

1930年代，攝影師孫明經在西康省考察時發現，當地的學校校舍大都寬敞明亮，學生衣著整齊，令人耳目一新，而一些縣政府卻破爛不堪。好奇的孫明經就問一位縣長：“為什么縣政府的房子總是不如學校？”縣長回答：“劉主席說了，如果縣政府的房子比學校好，縣長就地正法！”劉文輝的話是有些不中聽，但話粗理不糙：教育不興，焉能把西康“變邊地為腹地”？

為了表示對劉文輝的響應，當時的巴安縣縣長趙國泰就曾放下繁忙的公務，親自到當地小學代課教書，當起了國語老師。他的行動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劉文輝治下的西康省，重視教育早已成為自上而下、實實在在的行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