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閹黨”不是一個政黨，而是晚明天啟年間以魏忠賢為首的一個擅權亂政的幫派。宦官干政現象在中國歷史上很多朝代都曾出現，例如東漢末年的“黨錮之禍”、“十常侍之亂”，是東漢由盛轉衰直至逐漸滅亡的重要原因之一；唐代后期，宦官勢力甚至可以左右皇帝的廢立。明代的宦官雖然沒有漢末和晚唐時期那些宦官的氣焰兇，勢力大，也不像漢唐的宦官那樣，把皇帝的立、廢、生、死都操于自己手中，但是，明代的宦官用事最久，握有的權力極大，在中國宦官史上力拔頭籌。明朝初年，鑒于歷史上宦官專權的危害性，明太祖曾經下詔嚴禁宦官干政。不過，讓朱元璋沒有想到的是，正是他的這些制度，埋下明代閹黨專政的禍根，造就了歷史上最大的宦官帝國。到了明成祖時，開始把宦官視為心腹，當作控制外廷大臣的一股重要力量，后面的皇帝更加信任宦官。

明熹宗即位后，迷戀木匠活，他曾親自在庭院中造了一座小宮殿，形式仿乾清宮，高不過三四尺，卻曲折微妙，巧奪天工。魏忠賢由一個小太監一路做到司禮監秉筆太監兼東廠總督太監，與朱由校乳母客氏狼狽為奸。魏忠賢總是趁明熹宗木工做得全神貫注時，拿重要的奏章去請他批閱，明熹宗隨口說：“朕已悉矣！汝輩好為之。”魏忠賢遂逐漸專權，誣陷忠良，網羅親信，結成政治幫派，有“五虎”“五彪”“十狗”“十孩兒”“四十孫”。他們把天啟年間的政治局面弄得畸形而恐怖，后人稱為“閹黨專政”。在其全盛時期，各地官吏阿諛奉承，紛紛為他設立生祠，第一位提出建生祠的是浙江巡撫潘汝禎。

薊遼總督閻鳴泰建生祠于薊州、密云、昌平、通州、涿州、河間、保定，宣大總督張樸建生祠于宣府、大同。天啟五年（1625年）賜魏忠賢“顧命元臣”印。魏廣微、顧秉謙、劉志選、曹欽程、王紹徽、霍維華、閻鳴泰、賈繼春、田爾耕、許顯純等大臣，將政權拱手相讓，甘心淪為幫兇，道德與氣節淪喪，時人譏為“門生宰相”、“魏家閣老”。天啟六年十月，袁崇煥疏頌魏忠賢；天啟七年四月七日，袁崇煥請立生祠。魏忠賢六十大壽，“天下督撫、總鎮競投密獻、異寶、諛詞。廷臣自三公、九卿……稱觴者，衣紫拖金，填街塞戶。金卮玉斝，鐫姓雕名，錦屏繡障，稱功頌德”。自此，魏忠賢的生祠不但遍布各地，而且建到了京城：工部郎中曾國楨建生祠于盧溝橋畔，巡視五城御史黃憲卿建生祠于宣武門外，順天府尹李春茂建生祠于宣武門內：而且建到了皇帝祖墳邊上：孝陵衛指揮李之才建生祠于孝陵前，河道總督薛茂相建生祠于鳳陽皇陵旁。短短一年中，一共建造了魏忠賢生祠四十處，建生祠之風愈刮愈猛，魏忠賢個人崇拜的浪潮也高漲起來。

明熹宗朱由校即位時虛度十六歲，在此之前的歲月中父親(光宗朱常洛)沒有受到太子應有的教育，作為太子的長子，熹宗所受的教育更遜一籌。但是魏忠賢卻把明熹宗服侍得舒服妥帖心滿意足。明熹宗因而對他信任有加，在詔旨中與魏忠賢平起平坐，動輒稱“朕與廠—臣”如何如何(所謂“廠臣”即總督東廠的魏忠賢)。熹宗對他的褒獎是至高無上的：“爾忠賢之念急公家，勛高磐石……故特舉爾大節，載在汗青，以作楷一時，流芳百世。念爾自佐朕垂衣而治，六載于茲矣。夙興以圖，心力為悴……朕用是耳目四達，政事肇新。皆賴爾任勞任怨于一身，展經展綸于三事，苦心茂績，軼古冠今。”楊漣彈劾魏忠賢二十四大罪時指出：朝廷上下只知有魏忠賢不知有皇上，“宮中府中(宮廷和政府)大事小事，無一不是魏忠賢專擅，即章奏之上，反覺皇上為名，忠賢為實”。有了熹宗和一大批宵小之徒吹喇叭抬轎子，魏忠賢個人崇拜決不可能發展到如此地步。魏廣微、顧秉謙等內閣大臣，把政府大權拱手相讓，甘心淪為幫兇與附庸，人們譏諷為“門生宰相”“魏家閣老”，造成“內外一體”“宮府一體”的局面。

1627年（天啟七年）秋八月，朱由校駕崩，信王朱由檢即位。朱由檢素來熟知魏忠賢的罪惡，自己深加戒備，魏忠賢的黨羽開始恐懼了。楊所修、楊維垣先攻擊崔呈秀以試探朱由檢心意，主事陸澄原、錢元愨，員外郎史躬盛于是紛紛論奏魏忠賢。但朱由檢還隱而不發。1629年（崇禎二年）二月，朱由檢命大學士韓火廣等人審定魏忠賢案，這才將魏忠賢的黨羽盡數逐出：閹黨為首的魏忠賢與客氏被判凌遲，同謀崔呈秀、魏良卿等六人被判處斬立決，勾結內侍的陸萬齡、田爾耕等十九人被判秋后處斬，魏廣微、周應秋等十一人被判處充軍戍邊，其余二百余人分別被判流放、徒刑、革職等處罰。東林黨人得以進用。那些與案件有關的人日夜圖謀報復。其后溫體仁、薛國觀之輩相繼執政，他們暗中排擠正直人士，為翻案做準備。朱由檢厭倦廷臣結黨營私，重新又委任宦官，而魏忠賢案中的阮大鋮等人更加肆無忌憚，直到大明滅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