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首映的電影《建國大業》中，曾經有一段蔣經國在上海“打老虎”的戲。雖然戲份不長，可這段戲不是編劇虛構，而是曾經發生的史實。

1948年，在3月29日—5月1日國民黨召開的“行憲國大”上，蔣介石當選為中華民國行憲后的第一任總統。躊躇滿志的蔣介石為了表示改革的決心，對內閣進行了重組，任命翁文灝先生為國民政府行政院院長——這也是民國從政的學者中官職最高的一位。

翁文灝是一位地質學家，一直在從事地質研究和培養地質人才。直到1932年，43歲的翁文灝才被國民政府延攬，擔任國防設計委員會秘書長，開始了政壇生涯。作為一名學者型的官員，翁文灝在政壇素有清譽，在腐敗成風的時代別具一格。這或者也是他被蔣介石看中的重要原因。

很快，8月19日，翁文灝主持的國民政府就頒布了《財政經濟緊急處分令》，隨之公布了《金圓券發行辦法》、《人民所有金銀外幣處理辦法》、《中華民國人民存放國外資產登記管理辦法》、《整頓財政及加強管制經濟辦法》四項法規。這標志著國民政府正式啟動以“金圓券”取代“法幣”的貨幣改革。翁文灝意圖通過貨幣改革，抑制愈演愈烈的通貨膨脹問題。

這里要交代一下通貨膨脹的背景。

1946年，國共“內戰”爆發。雖然國民黨一度計劃在3—6個月剿滅“共匪”，可打了兩年的仗，“共匪”不但沒有被剿滅，國民黨軍隊反而在戰場上越來越被動。眾所周知，打仗，稱得上是世界上最“燒錢”的事情。為了籌集資金打“內戰”，國民政府不得不向中央銀行借錢。中央銀行哪里有那么多錢？只好不斷增發貨幣。這就導致當時的法幣發行量劇增，從抗戰勝利時的5萬億元快速上升至1948年8月的604萬億，幾乎漲了120倍。這就造成了惡性的通貨膨脹。

通貨膨脹問題嚴重到什么程度？

以教授為例，1946年，一位教授可領到80余萬元法幣，能買23袋面粉。一年后，教授的薪金漲到140余萬元，可這筆錢能夠買到的面粉卻不到10袋面粉。而到了1948年初，一位教授的薪金已經連5袋面粉都買不到了。

1947年7月24日，美聯社發了一條電訊，對近年來的物價進行了一番比較：法幣100元可買的物品，1937年為兩頭牛，1938年為一頭牛，1941年為一頭豬，1943年為一只雞，1945年為一條魚，1946年為一只雞蛋，1947年則為1/3盒火柴。

貨幣改革得到了蔣介石的大力支持。《金圓券發行辦法》等四項法規公布當天，他就招待北京上海等地的工商金融巨頭談話，請他們支持政府決策。8月21日，蔣介石又通電全國，顯示政府推行貨幣改革的決心。為此，蔣介石還派出俞鴻鈞、蔣經國、張厲生、王撫洲、宋子文、霍寶樹等人，分成三組，以經濟管制督導員的身份奔赴上海、天津、廣州各地，整頓經濟秩序，抑制通貨膨脹。

上海這一組是中央銀行行長俞鴻鈞牽頭，蔣經國輔佐。當然，俞鴻鈞心里清楚，自己雖然是經濟管制督導員，蔣經國是副手，但真正的實權掌握在這位蔣介石的大公子身上。這一點，連媒體都毫不隱諱。當地的英文報紙《華北日報》就將蔣經國稱為“在上海打經濟戰的主帥”。

蔣經國的擔子并不輕。因為上海經濟管制區包括了國民政府首都所在地南京，以及江蘇、浙江、安徽三省。是當時中國最大的工商業聚集地。此前上海的通貨膨脹也最為嚴重。蔣介石對此也心知肚明。他在日記中這樣寫道：“雖然我曉得這個職位可能使經國遭到忌恨，甚至斷送前程，但是我必須派他去。”

蔣介石把蔣經國看做承擔這次任務的“惟一人選”。

8月20日，滿懷雄心壯志的蔣經國來到上海，辦公室設在中國銀行內。蔣經國深知，將金融市場搞亂從而導致通貨膨脹的，并不是普通民眾，甚至也不是小商人，而是強勢的金融家和資本家。他在8月22日的日記中明確寫道，“搗亂金融市場的并不是小商人，而是大資本家和大商人。”因此，蔣經國一開始就把整頓經濟秩序的目標定于“大資本家和大商人”。

當然，蔣經國也知道，這些金融家和資本家在上海經營多年，勢力強大，絕對不能等閑視之。是以，他抵達上海后，第一時間將“戡亂建國”大隊第六大隊調到上海，并且成立了由年輕人為主力的“大上海青年服務總隊”，下轄十一個“人民服務站”，還設置了“告密箱”，專門接受告密舉報。

為了壯大聲勢，蔣經國在兆豐公園（今中山公園)舉行了閱兵式，并進行了聲勢浩大的示威游行。100多輛摩托車開路，幾十輛輕型裝甲車和1000多匹戰馬緊隨，后面是數萬人的游行隊伍，沿路高喊“嚴格執行八一九限價”、“不準囤積居奇”、“打倒奸商”、“只打老虎，不拍蒼蠅”等口號。

為了發動“人民戰爭”，蔣經國貼出公告，規定凡是檢舉揭發擾亂近日秩序、違反經濟管制的群眾，都可以獲得所沒收的黃金、銀子、外幣或囤積物資價值的三成。重賞之下必有勇夫，大批舉報檢舉信息雪片似的飛進蔣經國的辦公室。蔣經國和部下仔細審閱，按照提供的信息對可疑場所進行突擊檢查。

據悉，為了了解上海的真實物價，蔣經國甚至微服私訪菜市場，對當日的蔬菜價格進行摸底抄錄……在這樣認真的態度下，蔣經國在上海打的果然個個都是“大老虎”。

第一個栽到蔣經國手上的是財政部機要秘書陶啟明。9月2日，陶啟明因為從財政部主任秘書徐百齊處獲悉貨幣改革的消息乘機牟利，被蔣經國逮捕，后被槍決。

第二個是上海黑社會老大、蔣介石多年好友杜月笙的兒子杜維屏，他也是受陶啟明案的牽連，被蔣經國逮捕，后以金融投機罪交特刑庭公開審理，判刑8個月。

據統計，在隨后一個多月里，共有64名參與投機倒把的商人被關入監獄，舞弊勒索的上海警備司令部稽查處處長張亞民、第六稽查大隊大隊長戚再玉、囤積居奇的林王公司經理王春哲被公審槍決。

蔣經國的“鐵腕打擊”收到了立竿見影的效果。在那一段時間，上海的物價基本穩定。市民也很支持金圓券的兌換，主動將家里的黃金、美鈔換成剛剛發行流通的金圓券。不過，很快，蔣經國就遇到了一個他終于打不動的“大老虎”。誰？孔祥熙的長子孔令侃。

孔令侃是一個典型的“富二代”，作風一貫的飛揚跋扈。他有兩部車，經常在南京和上海的馬路上橫沖直撞，從不遵守交通規則。警察見了也只有遠遠躲著，不敢干涉。孔令侃除了敬畏蔣介石之外，誰也不放在眼里。連舅舅宋子文，他都毫無尊重之意，幾度和他搶地盤。抗戰勝利后，孔令侃從美國回來，來到上海，開辦了揚子公司，自任董事長。干著倒賣外匯、走私商品的買賣。貨幣改革后，又公然囤積黃金和美鈔。

杜月笙在兒子杜維屏被蔣經國逮捕后，非常不甘心。他對蔣經國提出，“四大家族”和一些軍事將領都在上海有進行經濟犯罪的行為，單單打擊杜維屏實屬不公。蔣經國為此向蔣介石匯報，蔣介石發電報給杜月笙，稱，“我兄若能協助經國在上海經濟管制工作，無任感荷。”杜月笙當即拜會蔣經國，交給他一份非法囤積物資的公司名單，其中孔令侃的揚子公司赫然在目。

10月7日，蔣經國下令軟禁孔令侃，搜查揚子公司，并且查封其所有倉庫。此舉驚動了全國各大媒體，紛紛報道此案。

但是很快，孔令侃就搬來了救兵：蔣介石的夫人宋美齡悄然來到上海。

孔令侃的母親，即孔祥熙的夫人叫宋靄齡，與蔣介石的夫人宋美齡是姐妹。宋美齡與蔣介石結婚后一直沒有生育孩子，她便把孔祥熙的大公子孔令侃視為己出，疼愛有加。孔令侃的公司被查，他第一個想到的就是宋美齡。宋美齡當然不負眾望，專程趕到上海，把蔣經國和孔令侃約到永嘉路孔宅面談和解，她說，“你們是手足，沒有理由互斗。”

孔令侃也威脅道，如果蔣經國不撤銷控訴，他會不惜暴露讓蔣家及政府難堪的事。

在宋美齡的壓力之下，蔣經國屈服了。最后孔令侃交納罰金600萬美元，獲得自由身，然后前往香港，再轉赴美國紐約。上海警察局召開新聞發布會，宣布“揚子公司所查封的物資均已向社會局登記”。積極報道“揚子案”的《大眾晚報》、《正言報》則被勒令停刊。

就這樣，轟動一時的“揚子案”無疾而終，這意味著蔣經國上海“打老虎”行動的徹底失敗。市場信心瞬間崩潰，從10月之后物價飛漲。人們對金融政策信心大跌，寧買黃金，而不要金圓券。導致金圓券無人問津，也無法在市場上正常流通。

金圓券問世不到三個月，就宣布完全失敗。在這之前積極用黃金、美鈔兌換金圓券的守法良民為之破產，手捧一堆用不出去的金圓券一籌莫展。倒是那些囤積居奇的奸商再一次投機成功，謀取暴利。凡此種種，令國民政府在軍事失敗之外，經濟上也趨于崩潰邊緣。

作為國民黨的新一代政治力量，蔣經國對國民黨的種種腐敗現象深惡痛絕。當年，他在江西贛州推行政治革新，整頓吏治，讓人耳目一新，也產生了較好的效果。在此次上海“打老虎”中又親力親為，重拳出擊打了包括杜月笙兒子在內的幾只“大老虎”。因此他一度被國民黨高層和知識分子寄予厚望。以至于若干年后，不少懷念民國的知識分子還不無惋惜地說，如果當年蔣經國在上海“打老虎”能成功，將會怎么怎么樣云云。歷史不容假設，蔣經國的失敗幾乎從一開始就注定了。

從歷史背景來看，國民黨從建立之日起，就是一個黨派林立、紀律松散、黨員素質參差不齊的政黨。在長期的一黨獨裁環境中，腐敗、貪婪已經成為國民黨的一個標志。歷史學家吳相湘在政治立場上屬于親國民黨、遠共產黨的學者，連他這樣的學者都對國民黨的腐敗無法忍受，他在《孫逸仙先生傳》一書中評論說：“南京時代官僚腐化比較北洋時代有過之無不及。”這些腐敗力量錯綜復雜，而又彼此抱團取暖，牽一發而動全身。僅憑蔣經國一人之力，顯然無法與這些力量抗衡。更重要的是，當“打老虎”打到一定程度的時候，就必然會牽連到蔣、宋、孔、陳“四大家族”。打別人的老虎，還可知難而上；打虎打到自己身上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