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曾萬里任職常德水雷制造所前后，當時中國海軍正處于最艱難的時刻，連軍服也無從置辦，只能借用陸軍的服裝。就是在這樣的條件下，海軍的布雷隊依然不斷出擊，嚴重威脅著日軍占領區的水上交通線，為第一次湘北大捷做出了巨大貢獻。

一九四四年四月十四日，以中國的傳統而言，已經是一個極不吉利的日子，偏生那一天還是星期五，在西方也被認為不祥。這種惡兆對其他地方的人而言也許只是迷信，但對印度孟買的居民來說卻是真實的詛咒。就在這一天，斯基金堡號軍火運輸船在孟買港發生大爆炸，一千七百噸本來應該用于對日軍作戰的彈藥將半個孟買城夷為平地，造成一千三百余人死亡的慘烈災難。

一名中國海軍高級軍官這一天正在孟買的船塢進行考察，不幸重傷殉難。此人便是時任中國駐東南亞盟軍總司令部聯絡官的海軍上校曾萬里，終年四十二歲。8月25日，國民政府追贈曾萬里為海軍少將，東南亞盟軍總司令蒙巴頓勛爵向其家屬發出慰問電。1947年6月，國民黨海軍主辦的《中國海軍》雜志曾以專輯《悼念曾萬里同志》詳述其生平，以示紀念。

這位優秀的海軍軍人在殉難之前正在努力與盟軍溝通，試圖為中國海軍的戰后重建爭取更多條件。他的努力為戰后英國海軍贈送重慶號巡洋艦等艦只給中國打下了堅實的基礎。從其生平也可以看出他在國民黨海軍中的工作堪稱嘔心瀝血。

曾萬里，1902年生于福州，自幼才華橫溢，早年就讀于煙臺海校，與宗鞏，萬青等八名同宗兄弟合稱曾氏海軍“九駿”。1931年進入英國皇家海軍學院留學，回國后先后服役于應瑞，寧海，自強，通濟等艦，擔任練習艦隊總教官等職務，抗戰爆發后積極參戰，并一度進入國民黨政府中樞，1943年奉調前往印度，擔任駐盟軍總司令部聯絡官直至遇難。在《悼念曾萬里同志》中，國民黨海軍方面給了他“在本黨工作期間是忠實的黨員，在國民革命軍是革命的海軍先鋒”這樣的評價。

此事要從另一名埋伏在國民黨海軍內部的共產黨員說起，那就是鄧中夏，惲代英在煙臺海校發展的“煙臺第一個共產黨員”郭壽生（一度脫黨，后直接在周恩來總理領導下工作，并策動了國民黨海軍海防第二艦隊起義）。郭壽生在入黨之后，積極發展組織，先后發展曾萬里，葉守楨成為秘密黨員，并成立了煙臺地區第一個黨小組，曾萬里即其成員之一，此后他曾與郭共同策劃過多起行動，包括推動‘新海軍’運動發展，策應上海工人起義等。此后“長期潛伏，開展革命斗爭”。就在1943年赴任孟買之前，他還“行前將妻小送回福州，與黨內戰友相約回國后繼續在海軍內開展革命工作”。

真是共諜無所不在。

然而，仔細看曾萬里的生平，又會感到這種評價對于他來說并不是足夠全面的。

1937年9月24日，日軍空襲已經重傷的中國海軍巡洋艦寧海號，航海長林人驥中彈腦裂而死。在該艦上參戰的一名中國軍官腿部被子彈打穿，仍然大呼酣戰，這就是曾萬里。

1943年，因為積勞成疾，曾萬里在工作中吐血，后經積極調養才得以復原。

這讓我想起了所謂的“最大共諜”郭汝瑰將軍。在淞滬戰場上一直率部死戰在最前線，當師長霍揆彰詢問戰況時，郭汝瑰寫下了這樣一封信 --

“敵攻勢未衰，前途難卜。若陣地存在，我當生還晉見鈞座；若陣地失，我也就戰死疆場，身膏野草，再無見面之期了。他日抗戰勝利后，你為世界名將，乘艦過吳淞口時，如有波濤如山，那就是我來見你了。”

在抗日的戰場上，我們似乎很難分清他們是否每一時刻都在想著是為哪一黨派而戰。

也許，他們只是為了這個民族的生存。

不知道還有誰有機會去孟買。如果您去了，可否找尋一下這個中國將軍的墓地，已經七十年矣，不知道曾將軍的墓頂上，可仍然開放著長盛不衰的花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