拋開100年來革命黨人對孫中山的各種評價不論，當代人對孫的看法顯得極有意思。比如，嘲笑“孫大炮”只會忽悠空談，只會騙錢，只會擅權;嘲笑辛亥革命并非革命黨的功勞，立憲黨人也與有榮焉;更進一步，論證辛亥革命開啟了一個世紀的中國劫亂，革命不如改革，改革不如改良。越來越多的論者在津津樂道地數落孫中山的罪與錯，他的專制、蠻橫、好色……人們像發現了寶一樣。

孫中山其實跟胡適、魯迅，跟蔣介石、毛澤東等歷史人物一樣，在歷史的天平上經受著幾番左右搖晃，貶抑交替。這都是歷史發展的必然現象。只是孫中山更為復雜一些，他甚至沒有“對手”，他的參照者有袁世凱，也有黃興、宋教仁、章太炎、張謇;同時，以他為代表的革命黨人的參照者則有立憲黨人和清末實力派……當憲政話語壓倒性地遮蔽革命話語時，孫中山及其革命黨人注定要經受多重的貶抑。因此，現在我們與其說在談論孫中山，不如說談論的是我們這個時代。這些人論或史論，實則為時論，已經參與了我們當代人的認知，也使得我們看歷史的眼光難以理性、平易。

那些主張辛亥革命非革命黨人之功的人在歷史面前過于短視了。辛亥革命是中國歷史上的大事，實力派、立憲派、清政府都在其中扮演了自己的角色，但其光榮當然屬于革命黨人。那些厚誣革命開不出憲政的論者，回到了袁世凱好于孫中山，清廷好于袁世凱的老調中去。他們忘記了，中國文明和中國人已經以足夠的耐心拖延和推遲了這一革命，是上層精英的衰敗、不作為和墮落招來了革命。用當下中國人的話說，人民群眾都過河了，官員們還在河里假裝摸石頭。

辛亥革命以極低的成本建立了亞洲第一共和國，以不同于農民造反的方式改換了國體、政體。這一革命為中國催生了不亞于先秦百家爭鳴式的文明遺產，大革命家、大思想家、大作家、大教育家、大實業家……無數先賢在民國成長，以至于“民國”成為今天很多人懷舊的對象。我們厚誣孫中山，實則身在歷史虛無主義之中不自知，而孫中山及其革命黨人才是站在歷史的洪流之中，站在古老文明的前端和中國大眾之中。在中國，推動歷史的車輪幾乎如愚公移山一般艱難……以曾國藩、李鴻章權傾一國的實力，都不敢有所作為，曾國藩甚至迷信術數，感嘆大清還有“50年”的壽命。但孫中山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百折不撓，終于為一個專制愚蠢的政權送終。這種人格，非我們當代人所能感知。蔡元培挽孫中山：“是中國自由神，三民五權，推翻歷史數千年專制之局;愿吾儕后死者，齊心協力，完成先生一二件未竟之功。”

革命是個痛苦的工作，難以吶喊，無地彷徨……但孫中山出色地完成了他的工作，他開了風氣。只要我們想想英國革命、法國革命尚有200多年的反復，辛亥革命后的歷史就是可以理解的。那些仍在丑化孫中山的人應該反省，自己是否在切實地推進中國人的理性進步，而非就事論事地陷入歷史虛無主義。正如臺灣學者南方朔批評的那樣：“近代虛無主義當道，它在西方成不了主流，但在非西方則透過文人作家而產生較大的影響……在虛無主義盛行的時代，文人知識分子已不會唱大調歌曲，都只會唱矯揉造作的小調，中國的民國史熱，就是小調歌曲的大合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