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國是幸運的，商鞅與秦孝公生于同一個年代，以后的中國歷史再也沒有一個君臣關系像他們一樣，君對臣是如此信任，臣對君是如此衷心，他們二人共同締造了強大的秦國，也共同締造了中國的歷史.

要說中國歷史上關系最好的君臣大家可能認為是唐太宗李世民和魏征，但是我認為應該是秦孝公和商鞅.在秦孝公和商鞅共事的二十多年間，二人互相協作，互不猜疑，絕對信任，實為我國歷史上君臣的典范.

秦孝公，公元前381—前338，姓嬴，名渠梁，秦獻公之子，戰國時代秦國著名國君之一。于公元前361年21歲即位.當時的秦國可不是我們想象中的那么強大，使六國恐懼，正相反，當時各諸侯國中秦國實力比較弱小，”六國卑秦，不與之盟”，各諸侯開會的時候都不叫著秦國，都把它當成半開化的蠻夷之國，連權力被架空的周天子都不愿意搭理秦國.于是，秦孝公憤然喊出：“諸侯卑秦，丑莫大焉”， 所以秦孝公頒布了“求賢令”，振孤寡、招戰士、明功賞，下令國中求賢，走富國強兵之路.并說”賓客群臣有能出奇計彊秦者，吾且尊官，與之分土”只要誰能讓秦國強大，秦孝公愿意跟他共同擁有秦國.看來秦孝公是真心想找名士來使秦國強大.由此可知道秦孝公心胸是開闊的，有毅力和決心來使秦國強大，這是后來他能幫商鞅排除各個阻力，使商鞅能專心在秦國實施開天劈地的變法的先決條件.否則如果他心胸狹小就不會給商鞅那么大的權利，就很有可能聽信各種對變法和商鞅不利的謠言;如果他沒有使秦國強大的毅力和決心就有可能在變法面臨的各種困難面前退縮，最終使變法死于胎中，秦國也不可能強大，最后反而會被各國吞并，當然中國歷史也就改變了.

商鞅，約生于公元前390年，死于公元前338年，戰國時衛國(今河南濮陽)沒落貴族的后裔， 原名公孫鞅、衛鞅，后來在秦國被封為商君，因而又叫商鞅，法家代表人物，著名政治家.商鞅天資聰穎，從小就"好刑名之學"，所謂"刑名之學"，即指建立和鞏固地主階級專政的一套法家學說。商鞅對法家的學說產生興趣，也與吳起的影響有一定的關系。早期法家的杰出人物吳起，也是衛國人，他出將為相，到哪個國家哪個國家就強盛，乃是一奇才.商鞅看到吳起在魏國變法很有成效，就去魏國進一步研究了法家思想，總結了李悝、吳起的變法經驗，進一步完善了自己的法家理論。

商鞅雖然有才能卻不愿外顯，因為他認為有才能的人必須找到一個明君才能辦成大事，否則只會向吳起一樣半途而廢且性命不保.宋代王安石就沒有那么好的運氣碰到秦孝公這樣的明君，最后變法也歸于失敗.所以當時只有魏國相國公叔座知道他才能出眾，是個治國安邦不可多得的人才.公叔座病重時魏惠王曾問他魏國社稷該怎么辦，公叔座就對魏王說應該交給他府里的中庶字公孫鞅，魏王一聽是個名不見傳的中庶子臉上就露出了不屑的神態，公叔座看見后就對魏惠王說：”你不用他就殺了他，一定不能讓他離開魏國為他國所用，否則魏國就完了”，魏惠王點點頭就走了.然后公叔座就叫來衛鞅對他說：”為了魏國的將來我向魏王舉薦你作魏國的相國，魏王不聽，也為了魏國的將來我就讓魏王殺死你，你快走吧.我讓魏王殺你是對國家的忠，讓你走是對知己的義.”看來公叔座也是一個忠義兩全公私分明的人.衛鞅對公叔座說：”魏王既不聽你的話用我怎么還會聽你的話殺我呢”，所以就沒離開魏國.果然魏惠王對他旁邊的人說：”公叔座病的太厲害了老說胡話，一會讓我用衛鞅，一會讓我殺他，這不是矛盾嗎.”也就沒有殺衛鞅.這也說明了商鞅的見解深刻，有預見性.

衛鞅又在魏國住了幾年，正在他為自己的才干和抱負得不到施展而郁郁不樂時，秦孝公頒布了”求賢令”，言辭懇切，內容感人，商鞅就覺得這個秦孝公可能是個能辦成大事的明君，所以就離魏去秦.他這一走，造就了一個全新的秦帝國，也奠定了中國的歷史.秦孝公求賢若渴，頒布”求賢令”，以擺脫”天下卑秦”的境地;公孫鞅曠世奇才，天下無人用，幸出相為秦，數年內將弱秦變成令天下各諸侯聞名喪膽的強秦.

商鞅到秦國先求見了秦孝公的親信景監，二人談的很投機，商鞅認為自己剛到秦國，對秦國的一切都不熟悉，想先到各處調查三個月，回來后再面見秦孝公.毛主席說過，沒有調查研究就沒有發言權，看來商鞅不僅是一個理論家還是一個實干家，他是真心想使秦國強大，來實現自己通過變法使一個國家強大的遠大報復.三個月后，商鞅通過景監四次面見秦孝公.第一次商鞅和秦孝公大談”帝道”，類似于道家的無為之治，秦孝公聽的直睡覺，商鞅走后還大罵景監介紹的什么人.第二次商鞅和秦孝公談”王道”，類似于儒家的仁政，秦孝公仍感到厭煩，又罵了景監一頓.第三次商鞅和秦孝公談”霸道”，用法家的理論來治理國家，秦孝公聽的津津有味.于是商鞅又和秦孝公談了一次，把自己的強國理論給秦孝公透徹的分析了一遍，二人談的非常投機，一連幾天沒感到疲倦.以后商鞅就待在秦國了.

商鞅之所以不先把自己想用的法家學說給秦孝公而先給他談道家和儒家思想是想看看秦孝公心里到底想用哪個思想，是不是自己要找的明君，事實證明秦孝公很喜歡自己的法家學說，自己終于可以有用武之地了.而秦孝公在厭煩和商鞅的前兩次談話后還能繼續見商鞅，這也說明秦孝公是個大度之人，有忍耐力，不想讓學子們失望，也真心希望能找到治國之才.當時恐怕沒有哪個國君能像秦孝公這么有忍耐力了.商鞅終于找到了自己夢寐以求的明君，秦孝公也找到了自己熱烈期望的能臣，二人同心協力，實施變法，使秦國迅速強大起來.

在變法前商鞅問過秦孝公能不能答應他三個條件：第一，有一批竭誠擁戴變法之士居于樞要職位。否則，法無伸張，令無推行，行之朝野，便成強弩之末;第二，真法不避權貴。新法一旦推行，舉國唯法是從。即或宮室宗親，違法亦與庶民同罪;第三，國君對變法主政大臣須深信不疑，不受挑撥，不受離間。否則，權臣死而法令潰。春秋以來三百余年，凡新政變法失敗者，無一不是君臣生疑。若無生死知遇，變法斷難成功。對這三個條件，秦孝公說：”強秦，是我的畢生夢想。為了這個夢，嬴渠梁九死而無悔，萬難不足以擾我心，三百年來，變法功臣皆死于非命，此乃國君之罪也。你我君臣相知，終我一世，絕不負君！”商鞅也激動地說：“君如青山，鞅如松柏，粉身碎骨，永不負秦。”二人剛一見面，秦孝公就對衛鞅如此信任，衛鞅也知道自己沒看錯人，找到了一個極其難尋的明主，從此”極心無二慮，盡公不顧私”，為秦國的強盛奉獻了自己的一切，包括生命.

公元前356年，秦孝公任命商鞅為左庶長，開始實施第一次變法.要變法自然會觸動舊貴族的利益，他們也就會千方百計的阻撓變法.公子虔和公子賈是太子嬴駟的老師，他們引誘太子破壞新法，商鞅決定依法處理太子，但太子是國君的繼承人，不能施刑，就把公子虔的鼻子割掉，在公子賈的臉上刺字，從此沒人敢犯法了，也使商鞅與太子駟之間產生了嚴重的矛盾.

公元前352年，秦孝公任商鞅為“大良造”，遷都咸陽，商鞅實施第二次變法.在商鞅對內實施變法的同時，秦軍對外也積極展開軍事活動，并取得了節節勝利.公元前340年，商鞅誘捕魏國公子卬，迫使魏惠王將以前從秦國掠去的河西地區歸還給秦國，從此魏國開始走下坡路.秦孝公把於(音烏，今河南內鄉縣東)、商(今陜西西商縣)之間的15個邑封給衛鞅作為屬地。商鞅、商君之名即從此而來。商鞅誘捕公字卬可以說是為了秦國不惜放棄自己的一切，當時的人都非常看重自己的名聲，而他把公字卬誘捕到秦軍可以說為了不使秦軍受損失而徹底失去了自己的名節.這也是他對秦孝公信任與看重的一個報答.

從古至今，變法從來沒有順利過，真正能得到徹底實施的只有商鞅變法了，這既得益于商鞅的改革符合秦國實際，步驟合理(前后兩次變法，由淺入深)，使用雷霆手段，也由于秦孝公的全力支持與絕對信任，給商鞅實施變法提供各種便利條件，消除來自于舊勢力的各種阻礙因素.可以說，沒有秦孝公和商鞅的親密無間，互相信任的合作，就絕對不會有變法的成功.如果把商鞅比作變法的設計師，那秦孝公就是變法的監護人。秦孝公最大的理想就是強大秦國，他為此可以說是耗盡了畢生精力，據《戰國策？秦策一》記載，孝公病重時，曾打算把君位讓給商鞅，商鞅沒有接受。可能是秦孝公故意試探商鞅，也可能是真心的想讓商鞅來統治秦國以使秦國威震天下，這也說明他對商鞅一直到死都非常的信任.

秦國是幸運的，商鞅與秦孝公生于同一個年代，以后的中國歷史再也沒有一個君臣關系像他們一樣，君對臣是如此信任，臣對君是如此衷心，他們二人共同締造了強大的秦國，也共同締造了中國的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