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是衛國的公子，姓公孫，所以又稱之為衛鞅、公孫鞅。他曾經在魏國國相公叔座手下做過一個小官，公叔座知道衛鞅有能力，還沒有等到向魏王推薦，公叔座就得了重病。魏惠王親自去看望公叔座，問他后來的繼任人選。公叔座說：“我的中庶子公孫鞅雖然年輕，卻是個奇才，希望大王能把國政交給他，由他幫您治理國家。”魏惠王聽后沉默不應。當魏惠王將要離開的時候，公叔座屏退左右隨侍人員說：“大王假如不任用公孫鞅，就一定要殺掉他，不要讓他走出國境。”魏惠王答應了他的要求就走了。公叔座把衛鞅叫來，對他說：“剛才大王詢問國相人選，我推薦了你。看大王的神情不會同意。我從先君后臣方面考慮，又建議大王不用你就殺了你，大王答應了。你趕快離開吧，不快走就會被殺的。”衛鞅說：“大王既然不能聽您的話任用我，又怎么能聽您的話來殺我呢？”終于沒有離開魏國。而魏惠王認為公叔座已經是病糊涂了，所以既沒有任用衛鞅，也沒有殺衛鞅。

公叔座死后不久，衛鞅聽說秦孝公在全國招賢，他就西去秦國，通過秦孝公寵臣景監的關系見到了秦孝公。經過幾次交談，秦孝公知道了衛鞅的才能，就把他留了下來并任用。秦孝公三年（前359），衛鞅勸說孝公實行變法。他把自己變法的內容說出來以后，秦孝公覺得這個辦法很好，并任命衛鞅為左庶長。當新法實行了幾年見到成績以后，秦孝公又任命衛鞅為大良造。在秦孝公執政的第二十二年（前340）上，商鞅被封為列侯，封地在商，號稱商君，從此衛鞅成為商鞅。

商鞅在魏國得不到任用，為什么到秦國卻得到了重用呢？

秦國是較早從他國招攬人才的國家

秦國本來是一個西域小國，夾于西戎和中原國家之間，生存環境要比中原各國惡劣得多。直到周平王東遷洛邑時，因為營救周朝和犬戎作戰、護送平王東遷有功才被封為諸侯國。也就是從這個時候開始，秦國才和中原各國打交道。到了秦穆公的時候，他任用了原來虞國的大夫百里奚，把國政交給了他。這比齊桓公稱霸也就是晚二十幾年的時間。百里奚又把一個叫蹇叔的人推薦給了秦穆公，兩人一并得到了任用。百里奚本來是虞國的大夫，晉獻公假道滅虢，百里奚做了俘虜。秦穆公的夫人是晉獻公的女兒，出嫁時，百里奚作為陪嫁的奴隸送到了秦國。百里奚逃到了楚國，秦穆公知道這個人有才能，就想用重金把他贖回來。但他擔心楚國人不給，就用五張羊皮把他贖了回來，所以百里奚被稱為“五羖大夫”。這樣一個奴隸身份的人一下子被重用，并且被授以國柄，實在是難得，要知道，這時候處在春秋初期，并不是爭奪人才的戰國時代。對于這個人的任用還說明，秦國在真心地吸收著中原先進文化，這不能不說是目光遠大。秦孝公下令招賢，說的也是要重整秦穆公的霸業。

士階層要求自己政治上的地位

商鞅變法（前359年）后二十五年，齊國、魏國稱王，也就是說，商鞅進入秦國的時候，歷史早已經進入戰國時期。這時候，全國統一的趨勢已經露出了端倪，無數的小國不是被消滅就是成為附庸，歷史大舞臺上只留下七國在表演。和這種統一趨勢所呼應的，就是士這一階層的人活躍于社會的政治生活，總體上就是通過著書立說以宣傳自己的政治主張，或者是通過依附權貴、說服君主以獲取高位。商鞅雖然是衛國的公子，但這時候的衛國，作為國家早已經是有名無實，國君趕不上他國的一個大夫，他這個公室的公子，社會地位和士沒有大的差別。換句話說，商鞅的成功，最受鼓舞的是士階層，而不是貴族階層。而秦國就是最早把握這一趨勢，滿足士階層要求的國家。秦國在秦穆公時期打敗西戎，擴地千里，稱霸西域后，他也想向東發展，只是因為當時晉國強大，擋住了秦國東進之路。再加上秦穆公死后，秦國幾代君主沒有作為，國家偏居一隅，這才不被他國所重視。秦孝公求賢，說的就是恢復穆公時代的霸業，他所指的賢才，也不僅僅是指大臣，而且還包括賓客。而所謂的賓客，主體就是士，來源絕不限于秦國。

秦國地處西域，他們懂得，要想稱霸必須向東發展，而向東發展就必須接受中原先進的思想和文化。同樣的，具有先進文化且思想活躍又不墨守成規的那部分人正是士這個階層。在這個方面，秦國還有歷史的經歷。當年穆公時代，西戎用了一個晉國人的后代，名字叫做由余，由余出使秦國，穆公知道這個人有才能，非常擔心。秦穆公聽取了大臣的意見，扣留由余不讓他歸國。同時送去女樂迷惑戎王，離間由余和戎王的關系。一年后，由余回國，戎王不再信用由余，秦國派人多次邀請，由余終于投降秦國。三年后，秦穆公采用由余的計謀攻打戎王，終于將戎王打敗，秦國從此再無西顧之憂。

秦孝公要恢復的是穆公的霸業，他應該知道自己國家的這段歷史，懂得人才對一個國家是多么的重要。所以，他在經過多次和商鞅交談之后，了解了商鞅是個人才，果斷予以重用。

六國改革不徹底，選拔人才的范圍狹窄

和秦國相對應的是山東六國。他們在這一時期也都有不同形式的改革，但是，他們的改革都不徹底，尤其是對于貴族利益的觸及。對于人才的需求，這些國家也發布過一些招賢之類的詔令，但往往是給人一種葉公好龍，做表面文章的感覺。比如說這個魏惠王，他也做出過招賢的決定，但商鞅從他這兒走了，孫臏也從他的眼前走了，這不能不說是對于他招賢的極大諷刺。在六國當中，齊國和三晉國家都是一些新興的國家，按理說他們應該是充滿了活力才對，可惜，他們在最高的權力觀念中卻是新瓶裝老酒，穿新鞋走老路，高層職位仍然由王室所有，人才需求也只限于本國。此后這幾個國家還出現過一個怪現象，不是國君的公子更有名，其中有四個更是名滿天下，這就是所謂的“戰國四公子”。這些公子以養士聞名，動輒食客上千，而擁有國家最高權力的王卻顯得冷落寒酸。這只能說明，這些國家的最高統治者不具有天下眼光。反觀秦國，這種尾大不掉的情形，從來就沒有出現過。燕國后期倒是用過魏國的樂毅，可惜這種臨急抱佛腳式的招賢，隨著國家最高權力的更替，也只不過是曇花一現。燕昭王死了，燕國滅齊的任務還沒有完成，燕惠王就把樂毅免了。這種免職，并不是有了更優秀的人才替代，而是為了燕惠王本人的狹私報復。

總之，商鞅只能在秦國得到重用，也只有秦國才能重用商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