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廷命令張之洞，立憲之道宜如何進行，各種奏折在外呈交地方大吏，取其切實正大者，選錄代奏。

因吳樾事件后，再次出訪分兩路，日期、路線對外界保密。戴鴻慈、端方一路，載澤、尚其亨、李盛鐸一路。

熊希齡跟隨的是端方一路，他在上海等候，這一路共有33位隨員，經費是26萬兩銀子。至于考察報告，各團員都大感頭疼，所以到日本后就先期將工程發包給楊度。半年多時間，游歷了日本、英國、美國、法國、德國、俄國、意大利等國。熊希齡到了意大利，不再跟團，趕緊打道回府，理董考察報告事務。他專門到日本，去找楊度要稿子。

楊度認為當時的清政府，為列強欺凌剝奪，“今政府之對于外，則贈禮之政府也。所贈者，國民之經濟而已。其對于內，則竊財之政府也。所竊之財為何？國民之經濟而已。其不負責任如此，故吾今日所主張之唯一救國方法，以大聲疾呼號召于天下者，曰‘開國會’三字而已。無國會必無責任政府，此如車之兩輪……”(《金鐵主義》第三節)此文作于1907年。文章奇長，實為一專著。對社會、對皇族而言，殊欠明了。輾轉復沓，橫說豎說，反而減弱它想達到的效果。

楊度的設計、理念都沒有問題，雖說來源于日本憲政，但矛盾糾結的晚清帝國，實現的路徑卻沒有一條。

楊度晚年好論佛，《新佛教論答梅光羲》，描其不甘寂寞之狀，如在目前。他說他的修煉，“自覺氣達于丹田，轉趨尾骨，上緣背脊，以貫于頂……此后靜坐之時，手足自動，異狀甚多。身亦上騰，幾播床下。枕移被揭，不可遏止。四肢動畢，遂及他部，或齒牙上下自叩，或眼球左右轉動，或耳筋自掣，或面筋自動，作種種喜怒哭笑之狀……”

此系論靜坐之法，如何安心，倘果真遵照其法而行，只怕不但不能安心，反而攪動心里火山之爆發，五臟六腑，騷然萬狀，令人笑倒在地。此公在日留學時以君憲論結識袁世凱，從此多年奔走其門下。袁世凱暴卒后，他又依托張勛、曹錕、吳佩孚，其間也曾轉貼孫中山。再往后是張作霖、張宗昌、第三國際、杜月笙……洶洶奔忙，六根不凈，昭然若揭。

所以他標榜的修佛，說起來天花亂墜，做起來竟很像謗佛。

五大臣出洋，考察政治，經過日本，楊度事先撰寫考察藍本，事后大臣再予填空之法補足。

時在1906年1月21日，熊希齡隨載澤等訪歐，經日本、抵東京當日，即將此任務交楊度。《中國憲政大綱應吸收東西各國之所長》，寫了幾個月，夏天交卷，其后與梁啟超商組黨(憲政會)，以人事糾紛未果，1907年創《中日新報》，組政俗調查會，脫離康、梁。

1907年底他因伯父去世回湘，聯絡譚延闿等人組憲政講習會，該會以湖南全省士民之名義發起入都請愿，要求設立民選議院。

同年7月，黃遵憲致信梁啟超，談到“今日之新進小生，造孽流毒，現身說法，自陳己過，以匡救其實，維持其蔽可也。謂得國粹即能保國本，此非其時。仆未敢附和也。”即可見其徘徊猶豫之狀。

1907年，又派政考團達壽往日，汪大燮往美，于式枚往德考察憲政，溥倫、孫家鼐為資政院總裁，負責籌備工作，各省成立咨議局，府、縣成立議事會。

今有告別革命派以為當時革命黨不鬧事，聽任清廷立憲不是很好嗎？

這是不通的。首先，立憲的籌備是在革命的壓力下，一旦壓力停止，立憲馬上停止。

其次，號曰立憲，卻容不得維新立憲派人士參與——只許我自摸，不許他人染指。譬如此際梁啟超在東京組政聞社，彼欲回國參與分權，卻被嚴厲禁止，明確告之他們仍是戴罪之身！

預備立憲，沒有誠意，反而倒有無盡的機心與蠻橫。1906年秋，載澤并向慈禧密奏“立憲”大利有三：“一曰皇位永固，大利一;一曰外患漸輕，大利二;一曰內亂可弭，大利三。”也即“今日宣布立憲，不過明示宗旨為立憲之預備”，至于實行之期，那就看他們的另一番算計了。國家、生民都是其不惜埋葬的賭本。“十四萬人齊解甲，寧無一個是男兒”！面對晚清的劣政惡癥，被侮辱與被損害的人們更多地選擇了忍辱偷生，或同流合污，或把生命消耗在毫無指望的上書請求路途。但同盟會健兒的挺身犯難，不乏吳樾、徐錫麟、彭家珍這樣敢于公開向暴政宣戰的孤膽勇士。

端方考察美國時，大員出洋考察政治，端方、戴鴻慈由日本轉美國，抵歐洲，繞地球一周而返。當時中山先生委派馮自由駐日本，陳少白駐香港，劉成禺駐美國舊金山，與保皇黨人相爭持，遍設言論、籌餉機關于南北美各國。劉成禺為洪門致公堂白扇，握有言論總裁權，端方到美后的情形，劉成禺多有所知。加利福尼亞大學請端方、戴鴻慈二人赴校演講，劉成禺正在該大學，得以親見其演說情形。他在《世載堂雜憶》中記敘當時情況，大學校長請他們演說，端、戴兩人同時上臺并立于演席中。端方對戴鴻慈說：“請老前輩發言。”戴鴻慈說，你和西方人多有往來，你才曉得規矩，你先說吧。兩人一左一右站立，端方說一段，翻譯譯一段。譯完，端方就問戴氏說，老前輩，我說的沒錯吧？戴鴻慈說，不錯不錯。端方又說一段，翻譯譯完后，他馬上又向戴氏請教對否，如是往復數百次。結果那些聽演說的西方人就問劉先生這是怎么回事，劉成禺就以中國古禮如是作答。校長得知后，就修書以劉成禺所說致謝。于是端、戴就問劉成禺，所謂古禮之說在哪部經典里頭。劉氏舉出當年蘇東坡自編典故的故事，說是想當然耳！一度在唐人街傳為絕妙好辭。

端方知道劉成禺從湖北來美留學，就視之為他的學生，托人轉達要求劉氏去駐地看望他。待到見面，他問道：“你是我的學生，何以不來見我？”劉氏以報館忙碌賣文為生作答。端方就說：“我讀汝在《大同日報》所作之文。我語汝，從今以后，那些話都不要講了。” 劉成禺故作不知。端方說，什么話！就是你講出口的那些話，你也明白，我也明白，從今以后，都不要講了。同是中國人，一致對外，此次考察回國，必有大辦法，老弟，再不要講了。

臨行，端方又說：我忝居老師，你屈居門人，你給我面子，那些話此后都不要講了。劉成禺說，端方口中所謂“那些話”，蓋排滿論也。

到了1907年，立憲在全國紳商階層已趨共識，逐漸形成涌動的呼求與洪流，他們請愿召開國會，開放輿論。民間要求歸要求，在宮廷內，又是一番情景。1907年6月，協辦大學士、外務部尚書、軍機大臣瞿鴻，被侍讀學士惲毓鼎參劾，說他暗通報館，授意言官，陰結外援，分布黨羽，請予罷免。這個奏稿系楊士琦手筆，由惲毓鼎具名，奕劻背后指使，給楊士琦的潤筆是白銀二萬兩。由鐵良、孫家鼐查明，隨即將瞿氏開缺回籍。稍微開明者即無法在慈禧勢力范圍動彈。

1908年9月，清廷被迫公布《欽定憲法大綱》二十三條，預備之期為九年。該大綱為憲政編查館草擬，可疑之處如下：

日期：九年，因有變化，實為渺不可期，緩兵之計，既可為空頭支票，又可有多種解釋權。

主筆人物：皇族，出洋考察的首席，載澤主謀，具體為留日學生。

取法：日本而非歐美，全部抄自日本憲法。

要點：擴大君權而非削弱君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