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世紀中后期，北宋王朝第六個皇帝神宗趙頊與偉大的改革家王安石聯手推動了一場轟轟烈烈的政治經濟軍事改革運動，其成敗得失一直被世人爭論不休，也給今天的我們留下了諸多的思考。

宋神宗于1068年繼位，此時的宋廷內憂外患交織、積貧積弱并存。在外患方面，民族矛盾相當突出，北宋與西夏和北方遼國的關系都很緊張。西夏李元昊于1032年正式稱帝后，不斷向宋發起進攻，并接連打敗駐守陜西各路的宋軍。宋把陜西方面的軍隊增加到近40萬人，又派去名重一時的大臣范仲淹和韓琦坐鎮指揮，卻依舊無法制止西夏的侵擾。北方的遼也趁火打劫，乘機要挾，于1042年陳兵邊境，進行恫嚇，要宋交出五代后周世宗時收復的瓦橋關以南10個縣的土地，北宋無計可施，只得用“屈已增幣”的辦法換取遼放棄對土地的要求。

在內憂方面，階級矛盾日趨尖銳。北宋立國百余年來，農業、工商業迅速發展的同時，社會矛盾也日益增長，政府長期實行“不抑兼并”的國策，助長了大地主、大商人勢力的膨脹。于是，土地兼并日烈，勢豪大戶等特權階級橫行，貧富懸殊，國家財政惡化，政府公權力威信大大下降，循吏能臣越來越少。但政府的稅收卻越來越少。有錢人放高利貸，以錢滾錢，小農及小工商者被壓得喘不過氣。

不僅如此，政府官員的數量也不斷膨脹，到11世紀60年代初全國官員總數量已超過2.5萬名，官員除薪津及俸祿外，還有四季的服裝費、仆人的衣食住行、茶、酒、廚料、炭鹽、喂馬草料等都由國家負擔。官員隊伍中官僚主義、形式主義盛行，真正能辦事的寥寥無幾，大多只關心如何增加自己和家族的財富，缺乏理想，漠視國家未來發展，投機致富成了官員們的唯一目標。

在國防和軍隊建設上，由于長期實行“重文輕武”、“崇文抑武”國策，在軍事指揮體制上實行“以文馭武”，控制乃至取消軍人、武將參與最高決策，樞密院長貳和各路領兵將領多由文臣擔任，并實行“將從中御”，由皇帝直接指揮遙控前線。在“消極防御”、“守內虛外”“弱干強枝”的指導思想下，北宋政府在防御外敵入侵上，往往單純依靠在同遼接壤的邊境地區開挖塘濼，在同西夏接壤的地區則修筑堡寨和塹壕，以構成一條漫長的防線。在軍隊部署上，考慮制衡多，實行“更番迭戍”、“內外相制”、“將不專兵”，部隊頻繁調動，造成將不知兵、兵不知將，邊防空虛，守備薄弱，予敵以可乘之機。

為了應付內外戰爭和實行“兇年饑歲”大量招兵的制度，導致兵員數量大增，1038年時達到近125.9萬人，給國家財政造成巨大壓力。在全社會“重文輕武”風氣影響下，軍隊建設質量受到嚴重影響，部隊整體訓練水平下降，不僅“時邊任多紈绔子弟”，而且步軍射箭訓練“惟務斗力多而不求所射疏密”，馬軍訓練“又馬槍止試左右盤弄，而不較所刺中否”。“其左右斫宗、腰射、腦射、一綽篳子放數箭之類，乃軍中之戲。”騎兵中有不少是“皆望空發箭，馬前一二十步即已墮地”，“縱使能中，亦不能入，況未能中之”。

因而“每指揮(類似今營，約 300—500人)藝精者不過百余人，其余皆疲弱不可用。”據歐陽修文章所記，宋軍使用的武器，“長短大小，多不中度”，且“鐵刃不鋼”，弓弩“筋膠不固”，官府的武器“造作之所，但務充數而速了”，根本不考慮實用，主管官員也不認真檢查質量，以致“有器械之名，而無器械之實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