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的傳統文化中，向來有得天下、居正統的觀念，而新航路開辟之前，東方諸國，以中國的國勢最為強盛，因此也比較強勢，大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陸之濱，莫非王臣”的氣勢，而中國也一直以天朝大國自居。

由于這樣的觀念根深蒂固，中國對周邊國家、政權一般都會顯得比較強勢。根據歷代正史或者文人筆記的記載，與中國中央政府有交往活動的周邊部族政權或國家，一般分為“入朝”和“來貢”兩種。“入朝”是指藩屬國家來華，這些國家對中國稱臣納貢，侍中國為宗主，中國皇帝要冊封其國君，承認這些人在其國內統治的合法性，如朝鮮、越南、緬甸、蘇祿、暹羅、琉球等。“來貢”的情況則更為復雜，還包括很多外國商人的商業欺詐行為。到了清末，與清朝有往來或締約的國家派使者出使中國，其地位與清朝平等，如西洋各國。出于畏懼大國的威勢，外國出使中國，一般按照中國的禮節。清朝集歷代封建禮儀典制之大成，制訂了吉、嘉、軍、賓、兇五禮之秩序。凡是外國使臣來朝，均以賓禮相待。但鑒于各國與中國的關系，其使臣覲見皇帝的禮儀也不同。

各藩屬國來華，屬于“來貢”，由禮部負責接待。各藩屬國的貢期是不一樣的，朝鮮每年一貢，琉球兩年一貢，暹羅三年一貢。每當貢期，各國貢使攜帶表文、貢物至京，在禮部大堂設案舉行呈表納貢儀式。舉行儀式當天，貢使由禮部官引至禮部，使臣對案行三跪九叩禮，禮成后禮部將表文送給內閣轉呈給皇帝，貢物存在有關衙門內。如果趕上大朝、常朝，貢使則可以隨朝臣一起覲見皇帝。如果不是朝期則由皇帝決定是否召見。召見時，貢使要行三跪九叩禮，皇帝通過翻譯詢問有關情況，表示慰問，若皇帝特示優待，還可以讓使臣進入大殿，賜坐賜茶。第二天，貢使到午門謝恩后返國。

西方各國來華時的禮儀，前期和后期是不一樣的。據檔案記載，清朝前期西方各國派專使來華的主要有西班牙、荷蘭、葡萄牙、意大利、俄國和英國等。其使臣一般由禮部接待，將表文、貢物轉呈皇帝，如果皇帝召見，則須按清朝禮制行跪叩禮。例如，康熙五十九(1720)年葡萄牙使臣裴拉理奉表來朝，康熙在暢春園九經三事殿接見了他。接見當日，禮部在殿階下正中設表案，康熙帝升御座。貢使在鴻臚寺官導引下將表文放到表案上，行三跪九叩大禮，然后再膝行至御座旁親手將表呈給康熙帝，再行三跪九叩禮，康熙帝賜坐賜茶。此后，雍正五(1727)年西洋博爾都噶爾王派麥德樂、乾隆十八(1753)年葡萄牙派巴哲格來華，都照此規定行了三跪九叩禮。到了乾隆后期，隨著西洋各國與中國交往的日益頻繁，各國逐步認識到覲見禮儀在維護國家地位和尊嚴方面的重要性。因此，使臣們不愿意再給清朝留下朝貢歸順的印象，因而對清朝規定的覲見禮儀提出了異議。這一時期，西方使臣來華覲見皇帝，有的已不愿遵行清朝的跪拜禮。如乾隆五十八年英國派馬戛爾尼來華，經過交涉，最后覲見乾隆時采取了折衷的辦法，行單腿跪拜禮。而嘉慶二十一年英國使臣斯當冬來華，干脆就拒絕跪拜，最后被嘉慶趕了回去。

世界近代史開始后，工業革命使西方各國的發展步入了全面高速的時代，中國的發展相對緩慢很多，國勢也是日漸衰微。鴉片戰爭以后，中國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正如“弱國無外交”所表達的意思，此時的中國已經沒有能力與西方各國維持正常的外交關系了。盡管西方各國紛紛在北京設常駐公使館，但顯然已經不是建立在平等的基礎上了。這些外國公使狐假虎威，不斷要求覲見皇帝，親遞國書，但又不接受中國規定的跪拜禮儀。而清廷內部圍繞接見禮儀也展開了一場辯論，一部分大臣認為公使覲見時必須行三跪九叩禮，反對者則考慮到西方各國風俗，主張覲見時不必強行跪拜之禮。以中國當時的狀況應對外交事務，簡直可以稱得上是鬧劇了。

針對雙方的爭議，中外就覲見一事達成了協議：清帝在接見公使時坐立自便，是否賜酒賜茶也由皇帝自己決定，對于覲見的時間、地點由皇帝發布諭旨確定;各國公使覲見皇帝時不必行三跪九叩禮，但要行五鞠躬，以表誠敬。在覲見期間，公使除呈遞國書外，不能擅自提出其他要求，只可回答皇帝的提問。按這一禮儀，同治十二(1873)年六月初五日，同治帝在中南海紫光閣首次接見了各國駐華公使。此后清帝接見各國公使都依這一規定行鞠躬禮。1900年，八國聯軍侵華戰爭以后，清政府與侵華的英國、法國、俄國、德國、美國、日本、意大利、奧匈帝國，外加比利時、西班牙和荷蘭，共11個國家簽訂了《辛丑條約》。此后，覲見禮節又有所變化，規定使臣覲見皇帝在大內乾清宮正殿舉行，使臣可乘轎至乾清門，呈遞國書時清帝必須親手接收等。到了這一時期，使臣來華所遵循的禮儀基本上已經脫離了兩國正常交往時應當遵循的禮節的范圍了，此時的覲見更像是外國使臣單方面的炫耀武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