宦官問題，歷來是中國幾千年封建政權的毒瘤。各朝各代，將這個問題處理得好的并不多見。柏楊說中國經歷了三次最黑暗的宦官時代：第一次是在東漢后期的二世紀;第二次是在唐朝后期的九世紀;第三次從公元1435年王振當權一直到明王朝覆滅為止。明代的宦官雖然沒有東漢之末和晚唐時期那些宦官的氣焰兇，勢力大，也不像漢唐的宦官那樣，把皇帝的立、廢、生、死都操于自己手中，但是，明代的宦官用事最久，握有的權力極大，在中國宦官史上力拔頭籌。自永樂朝起，宦官逐漸得勢，從此一直到明思宗縊死煤山。二百多年間，宦官們熙熙攘攘，你去我來，活躍在朝堂之上，上演了一幕幕荒誕劇，甚至出現“九千九百歲”的魏忠賢這樣頗為奇特的歷史現象。奸佞之生不偶然，半由人事半由天。讓我們從魏忠賢的前輩們談起。

明代的宦官，最初除了做奴才的份兒外，沒有更多的權力可言。草根出身的朱元璋，雄才大略，戎馬一生，為朱家子孫們爭來的天下，染著斑斑血跡。臥榻旁豈容他人酣睡，顯然不僅是一個趙匡胤的隱憂，作為開國皇帝，朱元璋更有過之而無不及。功臣、大將們兔死狗烹，權力禁臠，又豈容宦官染指？他親眼目睹過元末宦官的危害，下決心從根本上鏟除宦官干政的一切可能性。

洪武十年(公元1377年)，有一名老太監，完全是出于一番好意，指出公文中有明顯的錯訛。朱元璋明知太監說得對，仍然立刻下旨將這名太監逐出皇宮，遣送回原籍，原因是這名太監“干政”了。

洪武十七年(公元1384年)，朱元璋特意鑄了一塊鐵牌，懸掛在宮門上。鐵牌上寫著：“內臣不得干預政事，犯者斬。”這時候，宦官的權力跌入了歷史的低谷，不僅不允許干預朝政，更不能與官吏串通一氣，甚至連給自己置產業的權力也沒有。

到了明成祖朱棣手中，這一道鐵的紀律起了一個微妙的變化，不但不再警惕宦官，而且開始把宦官視為心腹，當作控制外廷大臣的一股重要力量。“內臣不得干預政事”被悄悄地改為不得擅自作主。

朱棣之所以任用宦官，委以大權，是因為在奪取皇位的“靖難之役”中，尚為燕王的朱棣靠勾結受建文帝壓迫的宦官而掌握了建文帝的動向，此后又在圍攻南京時，與宮內的宦官里應外合取得了勝利，登上了皇帝寶座。因此，朱棣上臺后，害怕會有失意的宦官像出賣建文帝一樣出賣自己，所以不惜背叛祖訓，拉攏宦官。而朱棣自己的宦官，如“狗兒”等，在“靖難之役”中表現得非常勇猛，率軍與南兵對沖，為朱棣在戰場上立了功。

于是，明代的宦官悄悄地走上了問鼎權力巔峰的第一步。朱棣先后派李興使暹羅(今泰國)，鄭和下西洋，侯顯使西域，王安等督軍營，馬靖巡視甘肅。永樂十八年(公元1420年)，又增設東廠，委任宦官主持，專門偵察刺探臣子民眾情形。這樣，宦官可以出使、專征、監軍、分鎮以及刺探臣民隱情，大權在握，為后來的宦官專權提供了條件。

朱棣兒子宣宗朱瞻基采取了一項措施，在宮中設立“內書堂”，用今天的話來說就是宦官學校。宦官學校收取了十歲以下的學生兩三百人，由司禮監秉筆任校長，學長由德高望重的長者擔任，請翰林院的學士來教導學生。學生所研讀的課本是《百家姓》、《千字文》、《孝經》及《四書》、《千家詩》、《神童詩》之類，評定成績的標準是背誦能力和字體的工整度。成績特別低劣和犯規者，由老師登記在成績表上交給秉筆。從設立內書院始，宦官讀書成為定制。這些太監們時間充裕又無青春期煩擾，明古今、通文墨，如虎添翼，更能在關鍵時刻運用籌算智詐，欺君作奸。

至英宗朱祁鎮時代，宦官權力進一步擴張，開始握有典兵之權。朱祁鎮即位時年方九歲，還是一個只知道玩樂的頑童，由太監王振帶著他游玩。他對這個鬼點子層出不窮的大玩伴十分敬佩，尊稱為“王先生”。王振利用朱祁鎮的信任假傳圣旨，總攬朝政，沒有人能控制他，不但成為太上宰相，而且成為太上皇帝。朱祁鎮成年后，皇家教師劉球上奏章勸朱祁鎮親政，王振認為是譏諷自己，把劉球逮入錦衣衛詔獄，亂刀砍死，尸體肢解，拋擲荒郊。

有一天，王振前往國子監視察，祭酒李時勉對他沒有表示特別的恭敬，王振就指控李時勉盜用國家樹木，讓他在國子監門前戴枷示眾三天。數千學生哭號奔走，都不能解救，最后輾轉求到朱祁鎮的母親何太后那里。當何太后詢問朱祁鎮時，他驚愕地說，“一定是王振干的事”，并下令釋放。

朱祁鎮即位的第十五年，蒙古瓦剌部落向東推進，對中國北部邊疆發動攻擊，沿邊城堡相繼陷落。朱祁鎮召集大臣商量對策，王振力排眾議，極力主張皇帝親征。他把戰爭看成兒戲，認為有權就有戰斗力。詔書頒下后的第二天，朱祁鎮即行出發，因倉促間沒有準備，半途上已有軍士餓死，這樣的軍隊戰斗力可想而知。大軍到了大同后，王振還要北進，可是派出去的幾個兵團先后潰敗，軍心大亂。鎮守大同的宦官也提出警告，不但不可北進，連大同都危在旦夕。王振不得已，下令回京。走到距居庸關三十公里的土木堡時，瓦剌追兵已至。兵部尚書鄺野請求英宗急速入關，但運送王振所搜刮的金銀財寶的車隊還沒有趕到，他堅持等候。鄺野再三堅持迅速撤退，王振罵道：“軍國大事，你懂什么？”把鄺野逐出營帳。很快，瓦剌騎兵合圍，大呼：“投降免死！”王振這才發現權力也有不管用的時候。禁衛軍官樊忠，悲憤交加，用鐵錘把王振擊殺。明軍全軍覆沒，樊忠戰死，朱祁鎮成了階下囚。這就是驚天動地的“土木堡之變”，為大明王朝從興盛走向衰敗的轉折點。

明代宦官權力全面擴張，是在憲宗朱見深統治時期，他賦予親信宦官汪直以軍政大權。一些外廷官員想得到升遷的機會，往往走汪直的路子。只要汪直肯在孝宗面前美言，則此人官運立刻亨通。由此一來，那些想走終南捷徑的人，莫不以結識汪直為榮，這樣一來就抬高了汪直的身價，也給汪直的弄權創造了更大的空間。

有一次，汪直受皇上派遣，到北方巡邊。那時，中國的主要軍事力量，主要集中在薊遼、大同、榆林等處，素稱北方九邊。擔任巡邊的人，都深受皇帝信任。巡邊大臣在皇上面前的一句話，可以決定邊鎮命官的生死升謫。因此，被巡之地的官員從來不敢馬虎。這次汪直巡邊，鑒于他已經是皇上的寵宦，官員們更是唯唯諾諾盡顯小人相。那些督撫、總兵以及所在地的撫臺、按臺等各種官員，都出境二三百里地迎接。官員晉見他，都行跪禮。公堂之外，官員們紛紛私下向汪直行賄，以博歡心。這些喪失人格的做法果然奏效，汪直回京之后，所有對他阿諛奉承的人全部升官。反之，那些不肯依附汪直的人，都被免官或遭貶謫。

成化十四年(公元1478年)，曾經發生了一起假汪直案。崇王府仆人楊福，因相貌酷似汪直，便假稱汪直。從蕪湖、常州、蘇州，到杭州、紹興、寧波，所到之處，各地官員爭相奉承，甚至有人找上門托他打官司。當他南下到福州時，被福建鎮守太監識破，楊福被斬殺，轟動一時。此案雖然頗令汪直難堪，卻也從一個側面反映了汪直的權傾一時。

武宗朱厚照十五歲即位，是一個只對女人和游蕩有興趣的花花公子，荒唐而且任性。從小就跟他在一起的玩伴宦官劉瑾，猶如朱祁鎮的玩伴王振一樣，利用皇帝的昏庸和信任掌握了政府大權。劉瑾有一個核心集團，被稱為“八虎”，這是一個令人望而生畏的名字。劉瑾使剛上臺不久的朱厚照相信，以托孤大臣謝遷、劉健為首的忠心耿耿的朝臣，是陰謀使皇帝陷于孤立的“奸黨”，把他們統統地趕出朝廷，連儒家陽明學派的創立人王守仁也于廷杖后貶竄蠻荒。從此朝中文武大臣要么對劉瑾側目而視，要么爭先恐后拍他的馬屁，劉瑾牢牢地控制了朝政大權。

有一天早朝時，朱厚照發現了一份揭發劉瑾種種罪行的匿名信，但朱厚照拒絕相信，把這封信轉交給劉瑾。劉瑾大發雷霆，命高級官員三百余人跪到奉先門外的烈日之下追究事主。那些高級官員們從早晨跪到天黑，許多人當眾倒下來死掉。天黑之后，未死的人再被囚進錦衣衛詔獄。后來還是劉瑾發現匿名信來自宦官內部，跟朝臣無關，才把他們釋放了。

劉瑾權勢熏天，整個政府都圍繞著他轉圈。宰相焦芳、內政部長張彩、國防部長曹元，幾乎跟他的家奴沒有分別。政府的大小措施都在劉瑾的私宅里決定，即使最荒唐最惡毒的大政方針也沒有人敢提出半點異議。

各地官員進京朝拜述職時總是要向劉瑾行賄，叫做“拜見禮”。少的要上千兩，多的則五千兩。如果升了官要立即使用重金“謝”劉瑾，叫做“謝禮”。送少了還不行，會馬上撤職，但如果你趕緊追加銀子，官職又能馬上恢復。官位基本上成了劉瑾手中賣錢的商品。劉瑾究竟擁有多少家產呢？據史家考證，劉瑾的家產近乎天文數字——合為三十三萬公斤黃金、八百零五萬公斤白銀，而李自成打進北京時，崇禎一年的全國財政收入僅為二十萬公斤黃金！

劉瑾當權只有五年，右都御史楊一清利用“八虎”之間的矛盾，刺激張永反戈一擊，告劉瑾謀反，武宗下旨逮捕劉瑾，籍沒家產。從劉瑾家中抄出金銀數百萬兩，并有偽璽、玉帶等違禁物。其中，有兩柄貂毛大扇，里面暗藏機關，以指按動，便彈出一把寒光閃閃的匕首，武宗看了，也嚇得目瞪口呆。劉瑾最終多行不義必自斃，但整個明政府的結構，幾乎被他拆散。

至此，明代宦官的權力完成了其擴張的全部過程，明代宦官終于登上了權力的頂峰。以后魏忠賢的專擅獨斷，不過是這些前輩們的歷史延伸與再現罷了。于是，歷史就上演了這樣一幕諷刺劇：朱元璋最怕宦官專權，但恰恰是這個明朝，成為中國歷史上宦官最有權勢的時代，被人們恥之為“最大的太監帝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