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三國演義》，每讀到孫策的死，心里總是非常婉惜。小霸王隨父親孫堅領兵出戰(zhàn)時，年僅十七歲，可謂是英雄少年。孫堅死后不我久，孫策在朱治、呂范的策劃下從袁術處借得三千兵馬，就此走上了他的創(chuàng)業(yè)之路。

前途故然艱險，但冥冥中仿佛得到了孫堅在天之靈的護佑一般。其起先便有朱治、程普、黃蓋等一干舊將輔佐，行至歷陽，又得周瑜傾心相隨，并攬得江東“二張”，兵馬雖然不過三千，文武干將卻是一流配置，單從創(chuàng)業(yè)之初的人才儲備來看，不要說劉備見了要羨慕到流口水，只怕曹操也要自愧不如。其后又收得大將陳武，更將不打不相識的太史慈招至麾下，這樣的陣容，與曹操在兗州時的規(guī)模相比，也是不遑多讓了。以這樣的一流配置來對付江東諸郡的二流、三流甚至不入流勢力，顯然是如狂風卷殘云，勢如破竹。短短數年之間，孫策即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迅速平定江東，曹操也不得不發(fā)出“獅兒難與爭鋒也”的感慨，并被迫結親。

曹操和袁紹顯然是其時的兩大超級勢力，官渡之戰(zhàn)便是曹、袁爭霸的終極對決。由于有袁術的存在，孫策不大可能倒向與袁術不和的袁紹，加上袁紹當時仍是最強大的勢力，而皇帝卻在曹操手里，從輿論上，袁紹是反動的，因此從戰(zhàn)略上分析，不單是我們，周瑜和二張也會為孫策分析，得出的結論應當是：作為最具潛力的新興勢力，必然需要向曹操靠攏。

這樣的戰(zhàn)略格局，跟上世紀八十年代有相似之處。孫策派張纮到許昌上表，目的是為自己爭取最大的政治利益，結親是曹操作出的讓步，或許在曹操看來，這應該是雙方都能接受的雙贏局面。但問題是，孫策的要求絕不止于此，他還要做大司馬，這種“赤祼祼”的“政治訛詐”遭到了曹操的斷然拒絕，從而導致孫策“甚恨之，常有襲許都之心”，這必然要引起曹操極大的不安，如何遏制甚至顛覆孫策的江東勢力，也必然成為曹操陣營的一個重大議題。

《三國演義》中說吳郡太守許貢上表，建議將孫策召到京師軟禁起來，這個策略實施的可能性大約為零，孫策是肯定不會應詔的，曹操也做不出這么此地無銀三百兩的事，那么這個上表的實質就是：許貢要向曹操表明心跡，他是忠于朝廷，忠于曹公的。許貢上表事件發(fā)生得恰逢其時，既然在江東有這樣一個孫策的反對派，事情就好辦了，盡管許貢的上表被孫策截獲，許貢勢力也隨后遭到了摧毀性的打擊，但這并不影響曹操勢力借此遏制孫策，這一點，從中情局的對華政策上可以得到足夠的啟發(fā)。

演義中說孫策絞殺許貢之后，“貢家小盡皆逃散。有家客三人，要與許貢報仇，恨無其便。”，所謂恨無其便，是指找不著下手的機會，但我們知道，最終三人還是得手了，從恨無其便到行刺得手，中間必然暗藏玄機。這便不得不讓人想到郭嘉的話，郭嘉這番話是從許昌來人的口中轉述的，嘉靖本和毛本內容略有不同，但大意差不多，大意便是：孫策不足懼也，輕而無備，性急少謀，乃匹夫之勇耳，他日必死于小人之手。

這話傳到孫策耳中時，刺殺事件已經發(fā)生了，尚在養(yǎng)傷的孫策聽到后是大怒曰：“匹夫安敢料吾！射吾者，必曹之謀也！吾誓取許昌，以迎漢帝！”(注：這句話在毛本三國演義中被改成了“匹夫安敢料吾！吾誓取許昌！”，筆者以更接近原著的嘉靖本為準。)

為什么孫策會認為在這起刺殺事件中曹操脫不了干系？我們有必要提到孫策被刺過程中的一個小細節(jié)：

策方舉轡而行，一人拈槍望策左腿便搠。孫策大喝，急取所佩之劍就馬上砍去，劍舉忽墜，止存劍靶在手。一人拈弓搭箭，射中孫策面頰。

這個細節(jié)充分說明一點，這次行刺是經過了精心策劃的，甚至連孫策隨身所帶的佩劍都被動了手腳。我們不免要懷疑，許貢的這三個家客，有這樣的能力嗎？能夠將魔爪伸到孫策的身邊，這是怎樣的一股勢力？那個在孫策佩劍上做手腳的人又會是誰？

有人懷疑這件事與孫權有關，因為孫權是一個權力欲望非常強的人，孫策死后，孫權是最大的受益者。筆者以為，盡管孫權在這件事中獲得很大的利益，但其時孫權尚且年幼，何況此事有違人倫，孫權從中作祟的可能性不大。但這個大膽的觀點也啟發(fā)了筆者，既然連孫權都可以懷疑，那還有誰不能懷疑呢？

在筆者看來，誰是江東最大的投降派，誰就是重大嫌疑人。聯想到赤壁大戰(zhàn)之前張昭對于投降的熱衷，一個大膽的猜想也由此產生：

郭嘉對孫策之死的預料，可以被看作是對曹操的一個建議，至少也是提醒，于是許貢的這三個家客，便成為了曹操陣營天然的棋子，而曹操方面更是利用自己的人際網絡，找到了埋伏在孫策身邊的一個危險人物——張昭。

周瑜在介紹張昭時是這樣說的：一人能博覽群書，善書隸字，兼明天文地理之學，彭城人也，姓張，名昭，字子布。陶謙曾聘，不肯屑就，故來江東避亂。——很有意思，曹操與陶謙有仇，張昭也對陶謙不感冒，并且張昭是一個典型的讀書人，對比孫策，他與曹操之間似乎有更多的共同語言，更何況皇帝在曹操手里，這對張昭來說或許極具吸引力。相比之下，張纮似乎要更中忠心于孫氏，曹操想趁孫策之死起兵伐吳，多虧張纮勸說才作罷，孫策派張纮而不是張昭到許昌上表，看來還是非常明智的，這似乎也從一個側面反映出孫策對張昭的政治立場是有顧慮的。

外有許貢家客，內有張昭，在曹操勢力的推動之下，要制訂一個針對孫策的周密計劃，自然也從“恨無其便”變成了易如反掌。從表面上看，最大的受益者是孫權，但年幼的孫權還需要依仗張昭等人來穩(wěn)固政權，盡管在張纮的勸說下，曹操沒有采取軍事行動，但有了張昭這枚棋子，一切都變得好辦了許多。由張昭輔政的孫權，對曹操的態(tài)度比起孫策時期，有了很大的變化，這一點可以由袁紹派去江東的使者陳震來證實——卻說陳震回見袁紹，說：“孫策已亡，孫權領眾。曹操封權為討虜將軍，結為外應矣。”

孫策暴亡，不啻于江東發(fā)生了一場“顏色革命”，曹操從此不必再擔心江東發(fā)動的奇襲，而可以專門應對袁紹。什么是政治，我想說，這便是政治，三國時的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