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張國燾一如既往，早起晨練。不料，幾名管理人員徑直走上前，讓他今天必須騰出他所在的那孔窯洞，供另外一位中央領導居住。他不解地打探，究竟是哪位領導。對方告訴他是剛從蘇聯歸國的王明。聞知是王明，已現怒態的張國燾在寒風中一激靈，冰冷襲擊全身。

這次，王明是以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團長、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委員和主席團委員的身份回國的，不僅帶著共產國際的“尚方寶劍”，而且回國前還受到了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的接見。當時中國共產黨仍然是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王明的分量可想而知。一時間，毛澤東、張聞天、王明，人們已分不清誰是中共的最高領袖了。

昔日的宿敵王明從共產國際歸來，以欽差大臣自居，而張國燾卻正失勢落魄，兩相比較，他當然明白自己的處境。

張國燾打心眼里厭惡王明，他在后來的回憶錄中寫道：“王明當時儼然是捧著尚方寶劍的莫斯科的‘天使’，說話的態度，仿佛是傳達‘圣旨’似的。可是他仍是一個無經驗的小伙子，顯得志大才疏，愛放言高論，不考察實際情況，也缺乏貫徹其主張的能力和方法，他最初幾天的表演就造成首腦部一些不安的情緒。”

惹不起躲得起。于是，張國燾悄悄帶著家人，到山下一僻靜處，另外找了孔窯洞，隱居起來。他心里默默地說，一定要找到王明的軟肋，以出當年的惡氣。他相信，以王明的無知與狂妄，肯定會出一些昏招，不愁抓不住其“辮子”。

但是，令他始料不及的是，王明先發制人，居然主動找上門來。王明首先告訴張國燾，曾被張國燾倚重的原西路軍將領黃超、李特等已被當作托派分子，秘密處決了。張國燾頓時驚得目瞪口呆。

王明仍像當年在莫斯科一樣，盛氣凌人，不斷以批評的口吻正告張國燾必須深刻檢討、認識錯誤，而且明確指出，張國燾犯了右傾機會主義錯誤且有托派特嫌。隨后，王明在各種場合公開點名，批評張國燾，并將其錯誤進一步理論定性。

從這天起，張國燾心神不定，坐臥不安。前一段中央對他的斗爭和批判，他畢竟還能接受。王明的歸來卻使他產生了死亡的恐怖。他不會忘記，1931年1月中共中央六屆四中全會后，上海地下黨領導人何孟雄、林育南就是在王明的打擊陷害下，被國民黨當局逮捕，殺害于龍華。回想自己在鄂豫皖蘇區大搞肅反，也曾殺害過不少紅軍將領。如果中央清算他的這些罪惡，后果也是可想而知的。從這時起，張國燾就打算叛變革命了。

就在這時，原四方面軍重要將領何畏公開叛變投敵，張國燾的處境更加艱難。1938年4月，驚恐不安的張國燾借祭拜黃帝陵之機，從西安逃至武漢，然后公開叛變投敵。

張國燾叛黨投靠國民黨陣營，真實的原因是出于對死亡的恐懼。而給他帶來死亡恐懼的是王明。也可以說，是王明把張國燾從延安逼走了，導致其走上了叛逃之路。

4月18日，中共中央作出決定，開除張國燾的黨籍。4月22日的《新華日報》公開發表了黨中央《關于開除張國燾黨籍的決定》。全文如下：

張國燾已于四月十七日在武漢自行脫黨。查張國燾歷年來在黨內所犯錯誤極多，造成許多罪惡。其最著者為一九三五年進行公開的反黨反中央斗爭，并自立偽中央，以破壞黨的統一，破壞革命紀律，給中國革命以很多損失。在中央發布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總路線后，他始終表示不滿與懷疑。西安事變時，他主張采取內戰方針，懷疑中央的和平方針。此次不經中央許可私自離開工作，跑到武漢，對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總路線表示不信任，對中國革命的光明前途表示絕望，并進行破壞全國抗日團結與全黨團結的各種活動。雖經中央采取各種方法促其覺悟，回黨工作，但他仍毫無悔改，最后竟以書面聲明自行脫黨。張國燾這種行為當然不是偶然的，這是張國燾歷來機會主義錯誤的最后發展及必然結果。中共中央為鞏固黨內鐵的紀律起見，特決定開除其黨籍，并予以公布。

中共中央決定的公布，對張國燾是一個沉重的打擊。張國燾沒有想到中央會如此果斷地處理他，慌忙給周恩來等寫信。在4月24日的信中說：“連日因寓所未就緒，故不曾致函諸兄。昨晚即寫好一信，擬今晨派人送來。忽閱報上載有開除弟黨籍的決定之公布，深使我痛心。……千祈我們間應維持冷靜而光明之政治討論，萬一決定不能改變時，亦希彼此維持最好友誼。”

但是，中共中央已經把張國燾掃地出門，沒有人再理會他了。從中央決定公布之日，在各級組織和部隊中開展了廣泛的宣傳和教育。同志們在短暫的震驚之后，對張國燾的叛變行為表示了極大的義憤和不齒。1938年5月5日，延安《新中華報》刊登了陜甘寧邊區政府第七號命令——《關于開除張國燾邊區政府執行委員及代主席等一切職務事》，全文如下：

本政府執行委員兼代主席張國燾，于本月三日經主席團派往中部謁黃帝陵，即棄職潛逃。在此全國抗戰緊急關頭，張國燾此種行動，實屬有違革命利益和革命紀律。特由本政府執行委員會決定，開除其本政府執行委員及其一切職務。嗣后凡張國燾一切言論行動，本政府概不負責。

就這樣，中共創始人之一的張國燾在人們的視野中淡出了，投奔了國民黨的他很快就被國民黨擯棄，過著很困窘的生活，最后凄慘地客死異國他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