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大躍進”運動的提出，受到蘇聯“趕超美國”口號的影響。1957年5月22日赫魯曉夫在蘇聯農業工作會議上提出蘇聯于最近三四年內在肉類、牛奶、黃油的產量方面趕上和超過美國的口號。當時莫洛托夫堅決反對，認為加快增加肉類和牛奶的產量，會把整個生產計劃打亂，吃虧的將是重工業。兩個月后，在批判馬林科夫、卡岡諾維奇、莫洛托夫“反黨集團”時，反對赫魯曉夫提出的“趕超美國”口號成了他們的一大罪狀。

在打倒馬林科夫、卡岡諾維奇、莫洛托夫“反黨集團”后，為了進一步穩定局勢，鞏固自己的領導地位，赫魯曉夫提出全面趕超美國的口號，以振奮人心，贏得群眾支持。1957年11月6日，赫魯曉夫在慶祝十月革命40周年的報告中正式提出15年內趕超美國的口號，說：“我們的計劃工作人員的計算表明，在各種最重要的產品產量方面，蘇聯在今后15年內不僅能夠趕上并且能夠超過美國”。同時還宣稱：“我們有一切根據宣布共產主義已經不是遙遠的將來的事情了。”

當時，正在蘇聯進行國事訪問的毛澤東，也不甘落后，先后兩次會見英國共產黨領導人波立特和高蘭，向他們調查英國的鋼產量和發展前景，并于11月18日在各國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會議上提出中國在15年內趕上英國的宏偉目標。他說：“中國從政治上、人口上說是個大國，從經濟上說現在還是個小國。他們想努力，他們非常熱心工作，要把中國變成一個真正的大國。赫魯曉夫同志告訴我們，15年后，蘇聯可以超過美國。我也可以講，15年后我們可能趕上或者超過英國……在15年后，在我們陣營中間，蘇聯超過美國，中國超過英國。”

毛澤東從莫斯科回國后，先后召開了杭州會議、南寧會議和成都會議，批評“反冒進”、反對教條主義、經驗主義，號召破除迷信、解放思想，致使各省市區提出的生產指標一再加碼，完成任務的時限一再壓縮。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會議通過了“鼓足干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提出“苦干三年，基本改變面貌”等口號。這樣，一場轟轟烈烈的“大躍進”運動在中國開展起來。

1958年8月，北戴河會議通過了中國鋼產量翻一番的決定，即從1957年的535萬噸增加至1070萬噸。這次會議通過的《關于在農村建立人民公社問題的決議》提出：“人民公社將是建成社會主義和逐步向共產主義過渡的最好的組織形式，它將發展成為未來共產主義社會的基層單位。”還說：“看來，共產主義在我國的實現，已經不是什么遙遠將來的事情了，我們應該積極地運用人民公社的形式，摸索出一條過渡到共產主義的具體途徑。”人民公社化運動隨即在中國展開。

保加利亞向中國學習

蘇聯和中國分別提出趕超美國和英國的宏偉目標后，特別是中國發起“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后，在東歐各社會主義國家產生了巨大影響。這些國家的許多領導人也試圖加快本國的經濟發展速度，其中最積極的是保加利亞領導人。

1958年9月，以契爾文科夫為首的保加利亞議會代表團訪問中國。契爾文科夫是原共產國際總書記季米特洛夫的妹夫，曾任保共中央第一書記，蘇共二十大后在赫魯曉夫強行推行的“非斯大林化”的過程中被免職，但仍保留保共中央政治局委員。當時，中辦翻譯組的閻明復、朱瑞真參加了保議會代表團訪華接待工作。契爾文科夫率團訪華期間，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分別接見了他們，向他們介紹了中國的形勢，特別介紹了中國正在創辦的人民公社。10月3日，劉少奇會見契爾文科夫談到人民公社時說：“公社的性質基本上還是集體所有制，但有一部分全民所有制，這部分還要增加。我們準備把國家的倉庫、商店、銀行、加工工廠、學校都交給公社，加強公社中的全民所有制。我們想，這樣做兩三年以后很多公社就會變為全民所有制。”契爾文科夫率團訪問了中國的一些城市和鄉村，看到了舉國上下戰天斗地、土法煉鋼的場面，參觀了畝產“千斤”皮棉的棉田和天津郊區畝產“5萬斤”的稻田。對中國“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所取得的“成就”，保議會代表團成員中少數人表示懷疑，多數人表示欽佩，說他們回到保加利亞后也要開展“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的確，他們回國后，保加利亞報刊立即開始宣傳中國的“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接著，他們仿效中國的人民公社，開始擴大或合并集體農莊;增加重工業，特別是對黑色冶金工業的投資，實際上也是大煉鋼鐵。

在赫魯曉夫批評中國“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后，毛澤東決心向赫魯曉夫公開宣戰，在1959年7月召開的廬山會議上，不僅批判了黨內對“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提出異議的彭德懷等人，而且把赫魯曉夫關于公社問題的講話等材料印發與會代表，準備組織反擊。

中國的“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初起時，赫魯曉夫等蘇聯領導人雖不贊成，但在表面上采取了既不稱贊也不批評的態度。據蘇共中央聯絡部中國處副處長庫立克回憶，聯絡部有一個為蘇共中央主席團起草建議的小組。這個小組研究了兩種非此即彼的抉擇：或者為了蘇中關系正常化而贊揚中國“大躍進”和人民公社，但是那樣的話，就欺騙國際工人運動，欺騙蘇聯人民;或者是為了維護真理而把“大躍進”和人民公社評價為一種“左”傾政策的表現，但是那樣的話，就會走一條加深兩黨分裂的道路。起草建議小組最后一致認為，為了維護蘇中關系的穩定，應當暫時不要去注意中國“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問題，就是說，對它既不稱贊，也不批評。這個意見得到蘇共中央主席團的贊同。確實，直到1958年12月底，蘇聯的報刊和官方文件都很少提及中國的“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而保持一種“沉默”的態度。

隨著中國的“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不斷對蘇聯和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產生影響，赫魯曉夫等蘇聯領導人開始擔憂起來。赫魯曉夫在回憶錄中寫道：“中國開始向其他社會主義國家大肆宣揚，說每個國家都應該以中國為榜樣，組織公社，照搬‘大躍進’。這種宣傳在中國的報刊上比比皆是，過了一段時間，在居住靠近中國邊境地區的我們自己的人所出版的報紙上也出現了。說實在的，我必須承認，我們當時很害怕中國人的這套做法，他們企圖讓我們采納他們的口號和政策。由于情況變得越來越糟糕，我們不能再繼續保持沉默了。我們不得不站出來講話——不是反對中國和‘大躍進’本身(這是他們自己的內部問題，和我們無關)，而是反對把他們的座右銘照搬到我們蘇聯自己的條件中來。”

赫魯曉夫確實害怕了，他還把保加利亞共產黨中央第一書記日夫科夫叫到莫斯科，要保加利亞立即停止“躍進”運動，否則不再向他們提供貸款和經濟援助。

1958年12月以后，赫魯曉夫對中國“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不再“沉默”，開始進行公開評論。

赫魯曉夫的第一次公開評論是1958年12月4日在同美國參議員漢弗萊談話時。赫魯曉夫說：“公社制度今天對俄國是不適宜的。無論如何這個詞是用錯了，不知道為什么中國人選用了這個詞，因為‘公社’一詞起源于法國大革命時代，它是一種城市的而不是農村的管理形式。無論如何，中國的制度是倒退的。蘇聯很久以前就嘗試過公社制度，但是行不通。蘇聯現在采取的是物質刺激的方法”。

1959年1月27日，赫魯曉夫在蘇共二十一大報告中提出：是否會有某個社會主義國家走到共產主義，而其余國家還遠遠落在后面呢？他回答說：“這種前景是很少有可能的。理論上比較正確的推斷是，社會主義國家有效地利用社會主義制度所具有的可能性，將大致同時過渡到社會主義社會的高級階段。”他說：“由社會主義發展階段向高級階段的過渡，是不能任意破壞或越過合乎規律的歷史過程。”“當然，有些同志會說，應當快些實行共產主義原則。但是，當還沒有為此創造好經濟條件，沒有達到物質財富的豐裕以及人們還沒有養成按共產主義精神生活和工作的習慣的時候，過早地過渡到按需分配，就會損害共產主義建設事業。”赫魯曉夫在這個報告中雖然沒有公開反對中國的“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但了解情況的人一聽便知道他的這些話是有針對性的，也是給蘇聯廣大干部打“預防針”，防止他們模仿中國。后來，赫魯曉夫在回憶錄中寫道：“我們感到有必要向我們自己黨內解釋一下這個問題，應該指出大躍進的危險性和自相矛盾的地方。尤其當西伯利亞有些地區的黨委會也接受了中國人的這些做法時，我們更感到有這么做的必要。我們決定在二十一大上提出這個問題，目的是為了穩定我們七年計劃的基礎。在向大會作的主要報告中，我努力想加強我們黨的領導人的抵制能力，不使他們受到盲目模仿中國人所采取的經濟措施的誘惑。”

在赫魯曉夫批評中國“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后，毛澤東決心向赫魯曉夫公開宣戰，在1959年7月召開的廬山會議上，不僅批判了黨內對“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提出異議的彭德懷等人，而且把赫魯曉夫關于公社問題的講話等材料印發與會代表，準備組織反擊。

最直率的公開批評

1959年7月18日，赫魯曉夫在波蘭訪問時對中國人民公社化運動進行了公開批判。7月21日，蘇聯《真理報》對此作了公開報道。赫魯曉夫說：“可以理解，把個體經濟改造為集體經濟，這是個復雜的過程。我們在這條道路上曾碰到過不少困難。在國內戰爭一結束之后，我們當時開始建立的不是農業勞動組合，而是公社。”“曾有人下了大致是這樣的論斷：‘既然我們為共產主義奮斗，那就讓我們來建立公社”’。“看來，當時許多人還不太明白：什么是共產主義和如何建設共產主義。”“公社是組織了，雖然當時既不具備物質條件，也不具備政治條件——我是指農民群眾的覺悟。結果是大家都想生活過得好，而在公共事業上又想少花些勞動。正所謂：‘各盡所能，各取所需’。”“許多這樣的公社都沒有什么成績。于是黨走了列寧所指出的道路。它開始把農民組織在合作社中，組織到農業勞動組合中，在那里人們集體地工作，但是按勞取酬。我們集體農莊逐漸鞏固起來了，現在是蓬勃發展的社會主義農業的基礎，是改善農民物質生活和文化生活的基礎。”7月22日，《紐約時報》也報道了赫魯曉夫批評公社制度的講話，并評論說：“赫魯曉夫這番話是迄今為止一位蘇聯領袖對公社的想法所作的最直率的公開批評。……可以認為是暗指中國共產黨人去年秋天的一些說法而言的。中國共產黨人曾說，建立公社是真正的通向共產主義的道路。這種看法似乎使俄國人感到煩惱，因為蘇聯報紙有三個月左右對于公社幾乎只字未提。”

1959年12月，赫魯曉夫在匈牙利黨的七大講話中又提出：“我們應該始終如一地創造性地運用列寧關于建設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學說，成為列寧主義的能手，不落后也不搶先，形象地說，就是互相地對對表。如果這個或那個國家領導人開始驕傲自大起來，這就會有利于敵人。”赫魯曉夫同時還對中國宣布通過人民公社將在不太遙遠的將來實現共產主義，進行影射攻擊說：“社會不能夠不經過社會主義發展階段就從資本主義跳到共產主義。”

赫魯曉夫在批判中國“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的同時，也在蘇聯搞起了“冒進”運動。1958年蘇聯是個豐收年，糧食產量達到86億普特，創歷史記錄。赫魯曉夫被勝利沖昏頭腦;認為農民的個人副業已失去意義，通過行政命令大大壓縮農民的宅旁園地和自養牲畜的頭數，甚至下令完全取消國營農場職工的個人副業，導致農民個人生產的農副產品急劇下降，嚴重影響了農民的生活。1958年12月，赫魯曉夫在蘇共中央全會上提出，力爭在最近幾年，最遲不超過1961年，在肉類、牛奶、黃油的人均產量方面趕上和超過美國。要求各地黨委書記向保證一年肉類增產兩倍的梁贊州委書記拉里昂諾夫學習。莫斯科州和白俄羅斯共和國保證把肉類產量增加一倍。其他各地也跟著調高肉類生產計劃。這樣，高指標、浮夸風蔓延到蘇聯全國。到1959年底，為了完成肉類生產和交售計劃，各地開始大量屠宰牲畜，包括幼畜和種畜。梁贊州的一些農莊和國營農場為完成計劃，不得不到鄰近各州以高價收購肉類，然后再以三分之一的低價賣給國家。即使這樣，該州也沒能完成肉類交售計劃的50%。1960年1月，蘇共中央派一個調查組到梁贊州檢查工作，在調查組到達梁贊州的第三天，州委書記拉里昂諾夫就服毒自殺了。

1959年1月，赫魯曉夫在蘇共二十一大上又提出一個超越社會主義發展階段的口號，宣布蘇聯已“進入一個新的極重要的發展階段——全面展開共產主義建設時期”，提出高指標的“七年計劃(1959-1965)”。同時，他還把趕超美國的時間提前兩年，要求在完成“七年計劃”以后，再用五年時間，甚至更早一些時間，在絕對產量和按人口平均計算的產量方面躍居世界第一位。1961年10月，赫魯曉夫在蘇共二十二大上宣布10年內蘇聯將在人均方面超過美國，“20年內基本建成共產主義社會”。這一切都反映了赫魯曉夫在重大問題決策上的主觀盲動性。

在赫魯曉夫批評中國“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后，毛澤東決心向赫魯曉夫公開宣戰，在1959年7月召開的廬山會議上，不僅批判了黨內對“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提出異議的彭德懷等人，而且把赫魯曉夫關于公社問題的講話等材料印發與會代表，準備組織反擊。

在此以前，蘇聯的幾個五年計劃都是超額完成計劃，而在赫魯曉夫主持下制定的這個“七年計劃”是一個“冒進”的計劃。執行的結果表明：到1965年，除鋼鐵、原油、電完成計劃外，其他許多產品，如煤、化肥、機床、水泥等都只完成計劃的90%左右;輕工業和儀器工業都沒有完成計劃;農業生產就更糟了，谷物生產只完成計劃的70%，肉類生產只完成計劃的60%。

1964年10月14日，蘇共中央全會給赫魯曉夫戴上“獨斷專行”、“主觀主義”、“唯意志論”的帽子，解除了其蘇共中央第一書記、蘇聯部長會議主席的職務，從而把他“20年(1961-1980)內基本建成共產主義”的計劃留給蘇共新領導人勃列日涅夫了。

現在回過頭來看，自1957年赫魯曉夫提出蘇聯15年趕超美國和毛澤東提出中國15年趕超英國的目標后，中蘇兩黨在社會主義建設方面實際上形成了一種“競爭”的局面。赫魯曉夫一面批評中國的“大躍進”，一面在蘇聯也搞“冒進”;一面批評中國的人民公社是超越社會主義發展階段，一面在蘇共二十一大上提出“全面展開共產主義建設”，在蘇共二十二大上提出"20年內基本建成共產主義”，也是超越社會主義發展階段。中蘇兩黨在社會主義建設路線上并沒有實質矛盾。矛盾的關鍵在于，究竟誰的社會主義建設能走在前面，誰能更早地向共產主義過渡，誰就能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和社會主義陣營中真正起主導作用，真正掌握領導權。

在赫魯曉夫批評中國“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后，毛澤東決心向赫魯曉夫公開宣戰，在1959年7月召開的廬山會議上，不僅批判了黨內對“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提出異議的彭德懷等人，而且把赫魯曉夫關于公社問題的講話等材料印發與會代表，準備組織反擊。毛澤東將赫魯曉夫講話材料批給中聯部部長王稼祥時說：“我寫了幾句話，其意是駁赫魯曉夫的。將來我擬寫文宣傳人民公社的優越性。一個百花齊放，一個人民公社，一個大躍進，這三件，赫魯曉夫們是反對的，或者是懷疑的。我看他們是處于被動了，我們非常主動，你看如何？這三件要向全世界作戰，包括黨內大批反對派和懷疑派。”但后來隨著“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暴露出來的問題越來越嚴重，在這個問題上同赫魯曉夫展開爭論未必有利，因此毛澤東既沒有專門寫文章宣傳“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在中蘇兩黨之間也沒有進行公開爭論，但雙方在這個問題上的斗爭卻留下了深深的創傷，成為后來兩黨、兩國關系日益惡化以致最后分裂的一個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