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后就要挨打”是近現代中國人用無數鮮血與苦難換來的教訓，如今已成為國人的一個共識。然而，歷史常常表現其悖論。中國古代史的常態卻是先進反而挨打。中國古代王朝大都是以黃河、長江流域為中心，有過非常燦爛的文明，其經濟文化長期處于世界領先地位，然而卻一再遭遇落后的北方少數民族部落的入侵。雖然歷代王朝不乏衛青、李靖、岳飛這樣的北伐英雄，永樂皇帝更是6次御駕親征并最終死在北征的路上，但依然不能改變對北方少數民族采取總體防守的態勢。萬里長城就是先進反而挨打的歷史見證。

戰國時期的齊國是儒家思想的發源地，楚國孕育了楚辭和編鐘，經濟文化發展水平遠勝于地處西北蠻荒之地的秦國。可是，先進的齊國和楚國卻長期面臨秦國的威脅，并最終被秦國所滅。秦始皇統一天下以后，成為當時最先進的國家。為了抵御北方落后的游牧民族的進攻，秦始皇派公子扶蘇與大將蒙恬修建長城、守衛北疆。

漢武帝對匈奴采取以攻為守的策略，以舉國之力與匈奴進行長期鏖戰，涌現了以衛青、李廣為代表的名將。這雖然取得了暫時的安寧，卻不能從根本上消除匈奴的威脅。直到漢元帝派王昭君出塞后，漢匈兩族才出現團結和睦，國泰民安的景象。南北朝時期，北方少數民族勢力大舉入侵中原，以至形成了“五胡亂華”的局面。

隋唐時期，北方突厥勢力強盛，李淵建立唐朝后，甚至不得不向突厥稱臣。唐太宗即位后，突厥二十萬大軍兵臨長安，隨后唐朝又面臨新興的吐蕃王國的威脅。唐太宗深知難以與其對抗，設法與突厥簽定盟約，并于公元641年正月，將文成公主嫁給吐蕃王松贊干布，以此換來了邊境的暫時安寧。即使在盛唐時期，王朝也經常面臨著北方少數民族的威脅，盛唐后來就斷送在胡人安祿山手里。為了平息安史之亂，唐肅宗“借回紇兵，平安史亂”，并許愿平亂以后“江山社稷歸大唐，子女玉帛屬回紇”。

先進反而挨打，這種看似不可理喻的歷史現象在宋朝表現得最為典型。從公元960年趙匡胤發動陳橋兵變，到1279年陸秀夫背著小皇帝趙昺跳海，宋朝歷經300多年，給后人留下的印象是一直處于被動挨打的境地。飽受遼、西夏、金的打擊，最后被蒙古人所滅。無論儒家的“仁者無敵”、還是道家的“無為而治”，都未能挽救宋朝滅亡的命運。

其實，宋朝是當時世界首屈一指的文明國家，其繁榮程度勝過唐朝著名的開元盛世。宋朝擁有歷史上最著名的改革家王安石，以及趙普、寇準、呂端、范仲淹、司馬光等一批著名政治家。北宋畫家張擇端后來在《清明上河圖》中形象地描繪了首都汴京的繁盛景象：這座擁有百萬人口的世界大都會水陸交通發達、客商云集，比唐朝首都長安更加繁華，更加開放，被稱之為 “天下之樞，萬國咸通”。 著名的“唐宋八大家”也大多是宋朝人。宋朝還涌現了以岳飛、文天祥為代表的一批愛國英雄，并一直激勵著后人的愛國熱情，“楊家將”舍家抗敵的故事則以多種文藝形式深入民間、家喻戶曉。宋朝的文明還深深地影響了世界。法國著名漢學家謝和耐曾說：“在社會生活、藝術、娛樂、制度、工藝技術諸領域，中國（宋朝）無疑是當時最先進的國家，它具有一切理由把世界上的其他地方僅僅看作蠻夷之邦。” 日本宋史學家宮崎市定認為：“宋代是中國歷史上最具魅力的時代。”宋朝被周邊小國視為天國，宋人被其視為高貴的人，他們以把女兒嫁給宋朝男人為榮。這一切都緣自宋朝當時的國際地位和文明程度。

然而，由于宋太祖趙匡胤當年是被武將“龍袍加身”的，他因而對武將都很不信任，并深刻地影響其后代。從“杯酒釋兵權”到岳飛等名將遭迫害，重文輕武成為貫穿宋朝始終的治國方略。 1004年，遼國大軍南下攻宋。真宗在宰相寇準的堅持下，勉強御駕親征。正當宋軍士氣方振、戰局對遼不利之際，宋朝卻在次年與遼國訂下了屈辱的“澶淵之盟”，每年向遼提供銀10萬兩、絹20萬匹，開創了以財物換茍安的先例。此間宋朝為了安撫西夏，應允每年給西夏銀萬兩、絹萬匹、錢2萬貫。當時一些有識之士就反對這種屈辱的政策，蘇洵在《六國論》中提出六國滅亡“弊在賂秦”的觀點，希望當政者吸取歷史教訓，以免重蹈覆轍。宋朝統治者為了茍安，對此根本聽不進去。北宋為了求和將大量財物獻給敵國，勢必加倍搜刮盤剝百姓，致使民不聊生，終于引發宋江大起義。北宋在內憂外患的共同作用下，于1125年遭遇靖康之恥，宋徽宗、宋欽宗連同成千上萬皇親國戚和宮女一起成了俘虜，受盡了凌辱。

先進反而挨打，看上去不合邏輯、不近情理，其實自有其深刻的內在根據，正如黑格爾所說：“存在就是合理的”。筆者以為，導致中國封建王朝先進反而挨打的主要原因是政治腐敗導致的人心渙散。

公元前4世紀，中國正在從奴隸社會向封建社會轉變。楚國原本先于秦國實行了變法。楚悼王任用吳起主持變法，改革世襲制、分封制，打擊舊貴族，提出“明法審令”，以確立新興封建地主階級的統治地位。公元前381年，因楚悼王病逝，吳起變法夭折，他自己也慘遭殺害。20多年后，秦孝公重用商鞅在秦國實行變法。商鞅雖然與吳起一樣因變法慘遭殺害，但秦國的變法沒有隨之夭折。一百多年后，秦國終于戰勝了六國，其獲勝的根本原因不是軍隊有多么強大，而是它擁有一個順應時代、得人心的政治制度。六國的奴隸們渴望實行秦國的土地制度，立功分得土地，于是他們積極加入秦軍，轉而與本國軍隊作戰。秦國的后來居上告訴我們，得人心者得天下，拒絕變革的結果只能是滅亡。

再看看北宋，最糟糕的是，宋真宗在政治上陷入了迷茫，找不到收攬天下人心的辦法，竟然受小人指使，于1008年玩起了偽造“天書”的把戲。所謂“天書”的內容無外乎對真宗的歌功頌德。真宗一直到死，都把這類自欺欺人的把戲作為維系其統治的法寶，對后世也產生很大的負面影響。北宋后期，統治者驕奢淫逸、民不聊生，以至當金兵大舉入侵時，朝廷竟無法組織有效的抵抗。守衛黃河的宋軍無論數量還是地形都占有很大優勢，可是尚未見到金兵，就一哄而散，終于遭受靖康之恥。

明末的情況也極為相似。面對李自成起義大軍的進攻，守衛北京的將士一哄而散，最后，崇禎皇帝發現大臣也都跑光了，自己成了地地道道的孤家寡人。追隨崇禎皇帝自殺的只剩身邊的一個太監。漢人的最后一個王朝大明王朝很快被后金即滿族所滅，活生生地演繹了一段關于蛇吞象的故事。

經濟發達、文化繁榮固然值得追求和稱道，但這又如同一個陷阱，常常將人誘入其中而不能自拔。巨大的危機與災難往往在歌舞升平的氣氛中突然降臨，正所謂“生于憂患，死于安樂”。屆時，無論是“春花秋月”還是“雕欄玉砌”，都已“不堪回首”，只能“似一江春水向東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