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宋神宗任用王安石變法。北宋一共九個皇帝，太祖、太宗、真宗、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徽宗、欽宗，神宗是第六代皇帝。

王安石變法有三方面。

第一，理財措施。理財措施核心是這么一句話：“民不加賦而國用饒”。不增加老百姓的負擔，但是要增加國家的收入。不打老百姓主意，國家又要拿錢，這擺明了就是從有錢人身上下刀子。所以他這個改革既屬于調整階級關系，也屬于調整統治階級內部的關系。首先是青苗法。每年青黃不接時，分兩次貸款給農民，收成后加息20%還官，免受高利貸盤剝，增加政府收入。相對于現在來說，20%利息太高了，現在都是千分之多少。你嫌高你可以不借，但是你要不跟政府借，只能向高利貸和地主借，那就是 200%的利息。所以這樣一來的話，“民不加賦而國用饒”這一句話就把官僚地主搞慘了，這些人想盤剝百姓沒法盤剝了。

其次是募役法，政府向應服役而不愿意服役的人收取免役錢。雇人服役，不服役的官僚地主也要出錢，減輕農民差役負擔，保證生產時間。這樣一來，原來可以不服役也不交錢的官僚地主，現在不服役就得交錢了。再次，農田水利法。復次，方田均稅法。政府重新丈量土地，按每戶的多少肥瘠收稅，官僚地主不得例外。官僚地主的土地肯定又多又肥，農民的土地又少又瘠，那就肥的多收，瘠的少收。

最后，市易法，政府設置市易務，出錢收購滯銷貨物，市場短缺時再賣出。這就限制大商人控制市場，有個成語叫“囤積居奇”，本來是商人的斂財之道，現在等于是政府在干這個事兒了。這有利于穩定物價和商品交流，又減輕了百姓的負擔，增加政府的收入。政府在夏季收購羽絨服二百塊錢一件，以免你積壓倉庫，所以商人都把羽絨服賣給政府了。到冬季政府以六百塊錢賣出，然后政府掙四百對吧。但如果商人賣，他可能賣八百，九百，一千。因此這樣造成的結果是政府得到了錢，老百姓物價也能夠便宜點，然后商人吃虧了，就這個意思。所以整體的理財措施都體現著這個思想核心“民不加賦而國用饒”。

短暫的變法

變法第二是軍事措施。

首先，保甲法。政府把農村住戶組織起來，每十家(后改為五家)一保，五保為一大保，十大保為一都保。然后你們家有兩個男丁的，出一人為保丁。農閑時練兵，平時種田，戰時編入軍隊抵御遼夏進攻，減少軍隊開支。這種兵實際上叫民兵，是保衛本鄉本土的，中國最適合這樣的軍隊。因為有人說中國人輕家國而重鄉土，勇于私斗，怯于公戰。打架勇敢著呢，你看我媳婦一眼我跟你沒完。外敵入侵就膽小，異形打過來了，我躲著。中國人有強烈的鄉土觀念，一出國，你北京的，我也北京的，你上海的我也上海的，沒有說你中國我也中國的，組織的也是北京同鄉會，不是中國同鄉會，缺乏國家概念。所以這民兵非常適合，你保衛的是你媳婦，你家鄉。

將兵法。禁軍駐地固定，然后固定地將官加以訓練，充實邊防。

變法第三是教育措施。

改革科舉，廢明經，設明法。明經就是死記硬背的東西，沒用。整頓太學，使學校成為為變法造輿論，育人才的地方。所以王安石的作用是通過變法，一定程度地扭轉了社會危機。可惜最后還是失敗了，失敗的原因是用人不當，危害百姓。而更主要的原因是觸犯了大地主大官僚的利益。司馬光當政，就是小時候砸缸的那個，王安石的新法就被廢除了。

好心辦壞事

王安石變法為什么用人不當？

王安石干這事壓力很大呀。因為咱們中國一直是以儒家思想為主導思想，而儒家的政治主張是法先王。要尊重先朝和先王的規矩，你要改革，一般就被認為是離經叛道，大逆不道。所以王安石他就頂著雷，壓力很大。他明確地表示說我這個變法是本著這么一個原則，溫家寶總理在一次記者招待會上引用過的這三句話：“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天變不足畏。因為你王安石變法，你看地震了，7.9級，屬于天變。王安石說我不相信，我接著變，弄個8.3級我看看。

祖宗不足法。祖宗之法以守祖宗之地，今祖宗之地不守何談祖宗之法。

人言不足恤。大家都埋怨你，他們越埋怨證明我越正確，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數人手里。

所以這三條宗旨一來，往好聽里說是大無畏，一往無前，往難聽里說就這老哥太愣了。你誰都不怕，天、祖宗，就沒人能管得了你了，那往往他的事就容易走向極端。這時候就奠定了用人不當的基礎。

很多人并不見得贊成新法，但是因為王相公堅持要用新法，所以我就假裝支持。我求官，為了求官我假裝說我重視新法，因為那時候支持王安石的人太少，所以我一下子就當官了。當官之后我把這新法作為斂財的手段，明明那青苗法應該是20%吧，我收30%的利息。提舉使以多散為功。我多收。應該是老百姓需要借錢，我才借給他們，現在是我逼著你老百姓，你借也得借不借也得借。如果借了還不上，富戶為窮人作擔保。你們村有地主吧，有地主就給所有的農民作擔保，還不上我找你要。最后那村里不但農民跑干凈了，連地主都跑了。“君子喻于義，孔圣人曾經曰過， 小人喻于利。”所以這個殺身成仁，舍生取義是君子，逐利的是小人。所謂士農工商，商人居四民之末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他逐利。《琵琶行》“商人重利輕別離，前月浮梁買茶去”。人家不輕離別沒法養活你，白居易很瞧不起人家，“商人重利輕離別”，而你王安石整天琢磨的也是這個。“民不加賦而國用饒”，你整天逐利吧，你就是小人，小人怎么能治國呢？

中國古代一個最突出的特點就是“官不與民爭利”。你當官了，不能做買賣跟老百姓爭利。其實今天很多國家都是這樣，我當了市長，我們家人要開公司，你能競爭過我嗎？你一點轍沒有。所以官不能干這個，不能與民爭利。而王安石他干的這些事就是與民爭利，“民不加賦而國用饒”。那么那些地主難道不算民，他也算呀，你這就算與民爭利了。所以這些東西就成了保守派攻擊他的口實。后來很多保守派講王安石變法有種種弊端，那個并不是人家憑空編的，他確實存在這些問題。王安石變法之后，朝中的大臣就分成了新黨和舊黨。新黨上來就打舊黨，舊黨上來就打新黨，黨同伐異，這樣的結果就使得北宋大臣之間的黨爭越來越激烈，也是后來造成他亡國的一個重要原因。

王安石變法在歷史上評價不高，但為什么在教科書上給無限拔高，因為我們誤讀了列寧的選集。列寧說王安石是中國的改革家，列寧這么說，其實是括弧里邊的一個注解：王安石是中國11世紀的改革家。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導師其實沒有給王安石這么高的評價，列寧是為了向俄國人介紹誰是王安石，說明王安石的身份，才說他是中國的一個改革家。

事實上王安石在很多地方都是被寫入奸臣傳的。歷史對他的評價不是很高，“天下騷然，黨同伐異，黨爭視同水火”。原來朝廷的矛盾沒這么厲害，現在一下子各種矛盾都給王安石激發出來，所以他的變法最終還是失敗了。甚至有人說這北宋滅亡都是王安石惹的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