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是一個人治的社會，皇帝為了拉攏臣子，保證臣下的人對自己的忠心，鞏固自己的統治，將一些帶有獎賞和盟約性質的憑證發給自己的功臣和忠臣，以示寵幸，這些憑證類似于現代普遍流行的勛章(或獎章)，只不過其形制稍有不同內涵較為寬泛。其中有一部分憑證尤為特殊，皇帝為了表彰一些功臣的杰出貢獻，它上面的文字主要著錄受賜者的顯赫功勛，頌其美德，是鐫刻在鐵制的器物之上，賦予了功臣所在家族以后犯下殺身之罪時，可免去刑責，這種凌駕于法律之上的特權通過授予一定憑證來體現，起到向全社會的公示作用，這種憑證，就是大名鼎鼎的丹書鐵券。

讀過《水滸》的人，都知道“小旋風”柴進有一件護身護家的寶貝，名叫“誓書鐵券”。

“你不知！俺這村中有個大財主，姓柴，名進，此間稱為柴大官人，江湖上都喚做‘小旋風’。他是大周柴世宗子孫，自陳橋讓位，太祖武德皇帝敕賜與他‘ 誓書鐵券’，無人敢欺負他。”

(第七十一回)第五十二回，寫柴進被知府高廉抓進衙門，柴進說：“小人是柴世宗嫡派子后，家間有先朝太祖‘誓書鐵券’。”此回的另一處，則稱之為“丹書鐵券”。

這樣一塊護身的“寶貝”，因為其具有免死的特權，所以民間又把丹書鐵券稱作是“免死金牌”。連死罪都能免，更何況其它的法律呢？因此，丹書鐵券除了為持有者帶來無上榮光的同時，也帶來了許多凌駕于法律之上的隱形特權。

丹書鐵券

我國古代“丹書鐵券”制度始于漢代。據史料載，漢高祖劉邦奪取政權后，為鞏固統治籠絡功臣，頒給元勛“丹書鐵券”作為褒獎。劉邦建立了漢王朝后，“命蕭何次律令，韓信申軍法，張蒼定章程，叔孫通帛禮儀;又與功臣剖符作誓，丹書、鐵契、金匱、石室，藏于宗廟”，這是有關丹書鐵券的最早記載。其中的“符”也就是通常所說的“契”，即皇帝與功臣、重臣之間信守的憑證。“丹書、鐵契、金匱、石室”，即以鐵為契，以丹書之，以金為匱，以石為室，將皇帝與功臣、重臣的信誓用丹砂寫在“鐵券”上，裝進金匱藏于用石建成的宗廟內，以示鄭重和保證“鐵券”安全。

鐵券的出現決不是孤立偶然的因素，而是有它的淵源和原因。

鐵券具有盟誓信諾性質，因而鐵券的出現與古代的盟誓制度有著密切的關系。

所謂盟誓，是指人們用言辭共相約束。盟誓由來已久，起源于原始氏族社會，那時由于生產力水平低下，人們對自然、生命等認識有限，人們產生了靈魂不滅、萬物有靈的原始世界觀。對神靈和祖先的崇拜，使盟誓的存在有了思想基礎。與盟者向神靈祖先禱告、訂約，并發誓遵守。利用鬼神的威力加強盟誓的雙方的約束力。《詩·衛風·氓》中云“信誓旦旦”。在盟誓的過程中司盟或詛祝要撰寫盟誓的言辭，即“載辭”，并將盟辭記于簡冊上，作為憑證。之后，“既盟則貳之。”可見，盟誓的載書有兩份，一份作為存檔的副本收藏保存，以后若有糾紛，以為憑據。另一份埋于地下或沉于河中。盟誓雖是當時社會發展的產物，但其實質是為統治者政治服務的。在維護統治階級利益和中央權威、維護社會穩定起到積極的政治作用，所以，盟誓制度一直被后世沿襲。鐵券是盟誓制度演變的一種新形式，丹書鐵券作為盟誓制度的文化載體之一，同樣也是分為兩部分，受券人與朝廷各執一半。

鐵券自肇始后，名稱亦有所不同。西漢時，稱之為“丹書鐵契”，也稱之為“符”。史載：“跡漢功臣，亦皆割(剖)符世爵，受山河之誓。”《漢書·高帝紀》載，“甲申，始剖符封功臣曹參等為通侯。”從“鐵契”這個名詞來看，體現了很明顯的盟誓契約性質。而將鐵券稱之為“符”，也是側重于鐵券作為盟誓信物的特征。可見，在西漢初期，“丹書鐵契”和“符”稱法上雖有不同，但本質上是一樣的。

東漢時已稱之為“丹書鐵券”了。東漢初，博士祭遵給東漢光武帝劉秀上疏中說：“昔高祖大圣，深見遠慮，班爵割地，余下分功，著錄勛臣，頌其德美……丹書鐵券，傳于無窮。”從這段材料推測“丹書鐵券”最晚在西漢末就已經出現了。這種名稱自出現便深入人心，一直延續至今。

在“鐵券”誕生之初，還無免罪和免死等許諾，僅作為一種加官進爵、封侯納妾的憑證。獲賜鐵券的功臣及其子孫常因細故獲罪，直至被處死。

南北朝至隋唐時期，北魏孝文帝頒發給皇室宗室、親近大臣的“鐵券”是作為護身防家之用。南朝的宋、齊、梁、陳四代，頒發“鐵券”已較為普遍。隋唐以后，頒發“鐵券”已成常制，凡開國元勛、中興功臣以及少數民族首領皆賜予“鐵券”，也給寵宦、宦官頒發“鐵券”。到宋、元、明時期，“鐵券”頒賜逐漸趨于完備。

現今玉存的五代吳越王錢謬的鐵券最為珍貴。它是唐昭宗李嘩乾寧四年賜給鎮海、鎮東兩軍節度使錢謬的，以獎賞他打敗董昌保全浙江的功勞。

錢鏐，唐末臨安人，剛出生時，因為相貌異常丑陋，父母就想把他丟到井里淹死。婆婆心中不忍，就把他救了下來，因此，人們平日都叫他“婆留”。直至發跡后才改名與“留”同音的“鏐”，叫作錢鏐，錢鏐年輕時以販私鹽為生，后來吃糧當兵，由于打仗十分勇敢，逐漸做了將領，并且越做越大。先后敗王郢，破黃巢，平劉漢宏，擒董昌，戰功赫赫。唐昭宗乾寧四年(897)封他為鎮海、鎮東兩節度使，并賜以鐵券。券上刻唐昭宗的詔書，詔書全文共333字，全部用黃金鑲嵌。詔文主要褒獎錢鏐削平那個自稱羅平國王的威勝軍節度使董昌，稱贊他“披攘兇渠，蕩定江表。忠以衛社稷，惠以福生靈。……志獎王室，績冠侯藩。”

錢鏐本來是董昌麾下的一員驍將，董昌僭稱尊號，封他為兩浙都將，而錢鏐并沒有接受董昌的“偽命”，卻反戈一擊，擒董以獻朝廷。

錢镠鐵券 丹書鐵券

唐朝到了昭宗的手里，基本上已到了奄奄一息的時候了，地方藩鎮的勢力遠遠大于朝廷的勢力，真正聽朝廷指揮的藩鎮實在少得可憐，昭宗已成了一個掛牌子的皇帝。因此，錢鏐的這一舉措使他高興得不得了。他要把錢鏐當作一個榜樣樹立起來，詔書中稱許錢氏的話真有些“熱情洋溢”。有一段話，意思是說，我賜給你這枚刻著金字的鐵券，向你宣誓保證：哪怕長江、大河有干涸得像帶子那么寬的時候，泰山、華山有變得只有拳頭一樣大的日子，但我卻永記你的功績，使你們錢氏一家世襲榮寵，永保富貴。今后如果你自身犯了大罪，可以免除九死;子孫犯罪，可以免除三死。若是犯了一般的罪行，有關部門不得追究。難怪當錢鏐接受這個鐵券時，被感動得哭了起來，說道：“我才46歲，就受皇上如此厚賞，恩重難報啊！”并以此諄諄教導自己的子孫：“要謹當日慎一日，誡子誡孫;不敢因此而累恩，不敢因此而賈禍。”

沒有多久，李唐王朝就滅亡了，錢鏐自己經營了吳越國，鐵券即被供于祖廟。以后趙匡胤統一全國，建立了北宋，錢鏐之孫錢俶向宋納土稱臣，詔于開封居住。但鐵券仍留在杭州錢氏祖廟。淳化元年(990)，宋太宗命杭州守臣將鐵券送到汴京，太宗觀賞后仍將其賜還給錢俶之子錢惟濬，惟濬死后交錢惟演，鐵券遂收藏于京師昭化坊賜第。錢惟演死后，鐵券交由其仲子錢晦保管，繼而又轉給惟演之孫錢景臻保管。其間宋仁宗、宋神宗都曾專門觀賞過鐵券。北宋末金兵入寇，錢氏舉家攜券南逃，到了南宋紹興年間，錢景臻的兒子榮國公錢忱侍奉他的母親秦魯國大長公主(宋仁宗的第十個女兒、宋英宗的妹妹)避地臨海。宋高宗趙構即命于臺州賜第，第在臨海城內美德坊。錢氏鐵券從此“落籍”臺州，成為臺州錢氏的“族寶”。德祐元年(1276)，元兵攻破臨海，錢氏有個家人帶上鐵券南逃，途中落入黃巖澤庫。

時隔56年之后，亦即元文宗至順二年(1331)，有個漁人在黃巖澤庫(今溫嶺澤國)地方撒網打魚，隨網撈得一個黑乎乎的東西，漁人也不知是什么寶貝，就用斧子斫了一斧，從斫開的斧痕中看來看去，既不是金，又不是銀，只是一塊黑鐵，覺得沒有什么用處，便將其丟在屋子的角落里。一個偶然的機會被漁夫的鄰居——一個老學究看到了，他見鐵塊上有字，雖然并不知道錢氏鐵券的價值，還是按鐵的價錢買了下來。當然，漁夫和學究都不知道這333字是用黃金鑲嵌的。后來有人將這一消息報告給錢氏十四世孫錢世珪。世珪花了十斛谷子換回了這塊鐵券，這一寶物總算重又回到了錢氏手中。可惜的是，只因浸水太久，嵌在后半段的金字大多都剝落了。

錢氏家傳的鐵券還有一段逸史。錢謬因功得券，深感皇恩浩蕩，一直把鐵券奉為命根子而著意保管。但到了北宋開國后，昊越國已不能獨立存，當時的吳越王審時度勢，決定納土歸降，宋室優禮相待，錢氏鐵券在北宋新王朝中依然有效，故其子孫歷代得以封王賜爵。南宋高宗朝，還令錢氏將鐵券送到朝廷親覽之，后又御賜宅第，供鐵券之藏。從這些記載來看，宋代的鐵券基本是襲唐制的。唐代的鐵券已經完全用金填字，它實際上正名應叫“金書鐵券”。

自鐵券制從漢初肇始后，歷代帝王總是把它作為“固皇權” 的工具而加以利用。因為帝王們的賢愚不同，喜惡差異大，所以由鐵券也引發了幾出悲喜劇。

南北朝時，割據勢力對峙，城頭經常變幻大王旗。史載，北魏巴州刺史“始欣恐獲罪，陰來請降，梁武帝遣使以詔書、鐵券衣冠等賜之”。結果梁武帝不損一兵一卒，就擴大了自己的兵力和地盤， 后人評論說：“蓋鐵券之力也。”

唐德宗時期，中央集權衰弱，藩鎮雄悍崛起，不聽皇帝調遣。當年朔方節度使“李懷光既解奉天之圍，不獲朝見，因大怒。德宗遣中使諭旨加太尉，賜鐵券。懷光怒甚，投券于地曰‘人臣反，則賜鐵券，今賜鐵券，是使反也’”結果皇帝想用高官、鐵券籠絡也不奏效，反而加速了李懷光的反叛。李懷光叛唐不久，因失人心，終為部將所殺。

五代時，后唐莊宗滅后梁頗得力于大將朱友謙，莊宗曾親“賜之鐵券，恕死罪”。但事態的發展，令莊宗一改初衷。后來他聽信奸侈的讒言，逐漸感到朱友謙有反骨，終于捏個罪名，將朱本人及其族人200余口一并斬絕。朱妻張氏臨刑，要劊子手從腰間取莊宗所賜的免死鐵券，嘶聲呼叫：“此皇帝所賜也。” 抬出鐵券來討饒也無濟于事，劊子手們獰笑道：“正是今上叫斬耳！”

厲史上還有些“功高展主”或擁兵覬覦皇權的將相，皇帝對其猜忌時，常把頒發鐵券作為防范措施。遼道宗耶律洪基即位后，皇室權臣耶律重元握重兵，搜權威，野心勃起。道宗雖察其心跡，但“欲擒故縱”，除不斷褒獎外，又“冊為皇太叔，免拜不名，為天下兵馬大元帥，復賜金券”。這枚金券恍若麻醉劑，更使耶律重元志驕氣滿，膽大妄為，最后被道宗抓住他的罪狀，一舉剪除。

《水滸傳》第九回提到一位小旋風柴進，他是前朝周世宗柴榮的子孫。宋開國后念柴家“禪位”有德，也頒發了鐵券給周世宗的后人。但北宋末年，柴進的叔父柴皇城雖有鐵券在手，高唐州知府高廉(高太尉的叔伯兄弟)的親戚殷天賜竟霸占柴家花園，并將柴皇城打死。

帝王常以頒賜鐵券作為一種特殊的恩寵，賞賜給勛功、重臣和將帥，對維護統治者政治，社會穩定，起到一定積極的、重要的作用。鐵券自出現后，對后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鐵券不僅成為神圣君權的象征，也成為時人建功立業的標志和理想追求。

鐵券是一把雙刃的利劍，不可避免地產生一定的負面效應。免除死罪成為鐵券最重要的內容和特征，用鐵券誓詞公然規定受賜鐵券者擁有超越法律的特權，這就在客觀上允許擁有鐵券者在一定程度和范圍內恃權犯法，這既體現了君權的至高無上，又與神圣不可侵犯的皇權相矛盾、相沖突。在古代封建禮法制度森嚴的社會，很多時候，鐵券免死只是流于形式。統治者為了自己的統治利益，并未真正兌現鐵券免死功能，擁有鐵券者的勛功之臣被誅殺的例子屢見不鮮，可見，鐵券并非是萬能的護身符。另外，鐵券賞賜的同時還有大量物質上的獎賞，這在一定程度上也加深了王朝中央財政的負擔，鐵券的負面影響也是不容忽視的。

有一句話說得極好：“不要隨便相信承諾，因為承諾只有在當時是真的。”看來，即使是帝王丹書鐵券的承諾，也很難保證。而在貪官酷吏惡霸地頭蛇的眼里，“縣官不如現管”，就像先前所說的殷天賜，當朝太尉叔伯兄弟的小舅子，純屬八竿子打不著的親戚，就能將柴家這樣顯赫的前朝皇族逼到如此境地，可見，丹書鐵券在某些人眼里甚至可能一文不值。從某種意義上講，還真得“感謝”殷天錫，畢竟是他們使丹書鐵券缺牙豁嘴，顯示了它的本色，使眾多有恃無恐的“金枝玉葉”不再自我感覺良好。

古人曾經倡導“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的理念，可惜理想很豐滿，現實很骨感。一個個丹書鐵券暴露出了現實生活的赤裸裸的不平等，帝王們紛紛將“丹書鐵券”賜予功臣，搞“法外施恩”，“鐵”了心地偏袒愛護手下功臣，無他，只是權衡政治利益之后的緩兵之計罷了。“兔死狗烹，鳥盡弓藏”，一旦坐穩江山，牢控權力，“丹書鐵券”又能奈何？承諾是手段，爭取對方信任和賣命維護自己的統治是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