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歷來有一種幻想，或者說有一種幻象：無論在怎樣糟糕的歷史中，總能窺見一絲體制內的良心光彩。但只要稍做較真兒的思考，便會發現：在我們這個皇權、官權至高無上的國度，清官只能是作為一個怪物的形態出現，而這個怪物，有時甚至會產生比貪官還要大的破壞力。以道德力量維持運行的國家，往往走向不道德;以清廉不阿維系公正的官員，往往制造更大的不公正，只要這一切，發生于官本制度之下。官僚架構嚴密成熟，文官集團勢力強大的明朝，一方面，官員保有一種節勁的傳統士大夫風骨，另一方面，制度設計的低效和無能則使文官集團普遍貪腐。但在制度性墮落積重難返的情形下，仍可以有海瑞這樣的模范官員出現。

海瑞的膽略表現出了一個儒家理想主義者的勇氣和操守，從現有的資料來看，他的清廉絕對不是作秀，然而這個明朝最正直的官員，盡管官至二品，但終其一生卻無大作為，張居正認為他輕率躁進，萬歷則直接斥其迂憨。和其他有史可查的清官一樣，海瑞在當時的聲譽極高。這個嚴格自律的好人，認為君子之所以志于仕途，只應該是出于惻隱和義憤之心，因此不貪和剛直是為官的基本要求，哪怕只有微薄的薪水，也只能毫無怨言地接受。

海瑞甚至還罵過嘉靖皇帝，對其他官員也是剛直狂狷，不講情面。表面上清官是反制度的，而實質卻是制度狂熱的建設者。清官是無能制度的追隨者和崇拜者，也是這種制度的一塊貞潔牌坊，他既不能超越官本制度有所變革，也不能于體制之內有所作為。海瑞的失敗，是個人力量挑戰國家機器的失敗，更是一種無法洞見制度弊端的文化失敗。舉凡官本制度，權大于法、道德大于法、人情世故大于法，清官們越是追求被壓抑扭曲了的法律得以嚴格執行，便越是鼓動起權力、道德、人情的抗逆，而這種清官，也根本不可能逃避權力、道德、人情的籠罩，只不過，清官的自我要求更高而已。

海瑞追求明朝立國時的真純境界，甚至上條陳提出恢復洪武年間對貪官“剝皮實草”的極刑。在海瑞的理想中，開國時的峻厲法典是保持國家公正清明的最好方式，而像海瑞一樣對開國吏治的仰慕，似乎是中國人思維上的一個成例。官本制度從設計之初就有不可彌補的缺陷，即使是不太壞的制度，也是無能的制度，這種無能恰恰就表現為有正義感的人難以超越成例，清官就只能成為時代的怪物，不可能有創見性地改革。清官之怪，一是狂悖，一是固執，一是峻苛。狂悖表現為特立獨行，固執表現為孤意專斷，峻苛表現為不近人情。此三種品性如若不是在官權體制之下，堪稱美德，但在這種體制之下，則為十足的怪物，甚至對社會還有很大的破壞力。

海瑞以節操著稱，但他的節操雖令人佩服，卻很難為大家效仿。他個人生活極端節儉清貧，在他治下，嚴禁民間制造、使用奢侈品，其中包括豐盛的宴席，甚至是一塊華麗的頭巾。做他的屬下亦極其艱難，據記載，海瑞連一張公文用紙的發放也要經過嚴格的審查。有官員曾參劾他說，在他治下地主不敢放租，農民不敢還錢。一個真誠的清官，本身就是官本制度思想造就的產物，他的出現，不過是追求這種思想最真純或最完美的境界，以圖創造一個更加壓抑的社會。所謂官本制度，除了權大于法、道德大于法、人情大于法的特點之外，還有一個特點是整體的絕望，這一點在體制內的精英階層反而表現得更為突出。

由于技術上的先天不足，官本制度必然臃腫拖沓，監管上的漏洞幾乎難以被有效封堵，貪腐易如順手牽羊，而道德上的慣性卻又讓管理者不可能對腐敗視而不見，道德則自然成為權力博弈的砝碼和重武器，你整我，我整你，官員深陷其中，朝不保夕。在這種絕望的制度里，貪腐常常表現為自上而下，而不是相反。清官的作用，一則引發體制內的恐慌，一則又給體制的殘喘打上一劑強心針，這就是為什么官本制度下總是需要人為塑造典型的原因。就算沒有典型，也要假造一個，雖然這個典型和制度精神格格不入，沒有上帝，也要制造一個，因為人們需要信仰。

海瑞這個怪物其實在一個制度走向墮落的時期也幾乎算得上是孤例，連張居正這樣厲行變革的國之重器也一樣上下其手，貪，已經成為了薪俸不多的官員們流行的創收方式。官本制度下難以遏止貪腐完全是一個技術設計上的問題，沒有哪一種制度是認可貪污光榮的，明朝官員們實行薄俸的最初原因確實是在踐行一種良善的道德理想—做官是出于惻隱和義憤之心，是一種抱負和理想。當官不是為了升官發財是明朝開國君主和官員們的理想道德標準，然而，理想終究敵不過糟糕的制度設計。于是，清官這種怪物，如不是百年難遇的奇跡，那就是制度性造假的結果。清官出現得越多，宣傳得越頻繁，一個社會面臨的問題就越嚴重，而一個健康運行著的社會，是沒有必要塑造或者自造清官的，只需要四個字就足夠了：恪盡職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