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2月12日，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爆發。張、楊之所以發動“兵諫”，其主旨就是要阻止內戰，一致抗日。同時，作為高級將領的張學良、楊虎城也深知自己的軍事實力十分有限，難以與國民黨中央軍相抗衡。為了避免發生戰爭，捉蔣行動開始之后，在軍事布置上，當時最吃緊的，就是盡快派軍隊守住中央軍進陜的重要軍事要隘——潼關。潼關是陜西東部的“咽喉”，歷來兵家必爭之地。

當時，東北軍尚有一個軍駐守河北保定，即第五十三軍，上將軍長萬福麟可稱得上是張學良的心腹愛將。東北軍還另有一個炮兵旅駐守在河南洛陽，即炮兵第六旅，旅長也是深受張學良倚重信賴的黃永安少將。當時，從洛陽以西直到潼關，并無中央軍重兵駐扎。12日晨，張學良分別給保定五十三軍的萬福麟和洛陽炮六旅的黃永安拍發了密電，命令萬福麟率部迅速南下，搶占鄭州，卡斷隴海鐵路線；命令黃永安指揮所有駐洛陽的東北軍官兵控制洛陽，“將洛陽機場監視，不準有一架飛機起飛，并將各銀行關閉”。張學良兩份密電的主要目的，都是想阻止中央軍西進潼關，以確保西安城的安全。 接到密令后的萬福麟權衡利害，拒絕執行張學良的命令，但他并沒有馬上向南京方面告密。直到第三天，即14日，萬福麟才致電在南京的軍事參議院副院長、原東北軍將領王樹常，請其向軍政部部長何應欽轉達他“擁護中央”的立場。而黃永安接閱張學良密令后，卻迅速向中央陸軍學校洛陽分校（簡稱洛陽軍分校）主任兼洛陽警備司令祝紹周告了密。那么，黃永安為何這么快就背叛了一直信賴自己的張學良呢？

說起來，黃永安也算是張學良的嫡系之一。黃永安，字大定，1897年3月20日生于黑龍江省雙城縣。1912年入陸軍小學堂，后就讀于吉林舊制中學堂。1918年考取保定軍校炮科第八期，1922年6月畢業后即投效奉軍，任炮兵第四團軍士教導連教官。1924年黃永安入陸軍大學深造，1927年畢業后參加了奉軍攻取傅作義堅守的涿州城之戰，并立下汗馬功勞。1928年冬，張學良任命黃為東北軍炮兵第二團團長。1933年，黃被提升為炮兵第八旅旅長(1936年該旅改編為炮兵第六旅)。就在西安事變之前兩個月，張又把他從上校提拔為少將。張學良拍發密電給黃永安時，洛陽總共駐有東北軍2個炮兵團和洛陽軍分校的1個教導大隊，而在洛陽城附近有中央軍第四十六軍的兩個師，即第二十八師和第七十九師，東北軍與中央軍力量對比十分懸殊。

12日凌晨5時左右，黃永安接到了張學良發來的密電，始則震驚異常，繼則猶豫不決。事情真是湊巧，黃永安原定12日下午5時，在洛陽北大街的萬景樓飯店宴請祝紹周、警察局局長等洛陽當地的頭腦吃飯。本來正是一網打盡的天賜良機，但黃永安是個怕老婆的人，他的太太叫李志全，剛與黃結婚1年多，也是東北人，其父曾是哈爾濱面粉廠的大老板，家資富有。李志全是北平師大的畢業生，能說會道，又是國民黨黨員，李早就對張學良的“左傾”不滿（當時，富人對共產黨多半沒有好感），李志全又與祝紹周的太太十分要好，往來密切。此時，拿不定主意的黃永安把張學良的密電給老婆看了，李志全閱后大罵張學良無恥，并催促黃永安說：“張學良這樣做不僅是犯上作亂，而且是以卵擊石，你還猶豫什么？你怎么能聽他的命令，還不趕快找祝紹周，馬上把電報送給祝，以洗清干系。”

就這樣，凌晨5點半左右，張學良發給黃永安的緊急密電自然就落到了祝紹周的手里。此份密電是南京國民政府獲知西安發生事變的第一個確鑿證據，這比南京方面知悉張、楊的全國通電聲明至少要早12個小時。西安事變后，蔣介石為獎賞黃永安的“深明大義”，將黃永安晉升為陸軍中將。不過后來黃即使官職不低，多半是不掌握實權的副職或高參類的閑職，一直到1952年10月在臺灣退役。這其中的奧妙，大概是擔心黃“既然能叛張，也能叛蔣”的緣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