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辛亥革命前，革命黨跟康梁黨人關于革命的爭議，最關鍵的一點，就是革命會產生巨大破壞。康梁們之所以主張改良，就是鑒于革命造成的流血和破壞，代價過高。然而，在革命前一直鼓吹革命、破壞、大亂和鐵血的革命黨人，當革命真的來了的時候，最擔憂的一件事，還就是秩序。除了少數地區之外，多數革命黨都主張殺人最好越少越好，破壞越小越好。曾經利用會黨做革命的先鋒，一旦革命成功，就大有卸磨之嫌，跟立憲黨人一起限制排擠會黨。最大的理由，就是要遏制會黨的破壞性。

對于那些追求中國進步的人來說，庚子義和團事件是一個巨大的陰影。立憲黨人如此，革命黨也如此。此后他們的行動，無論做什么，都有一個追求文明的動機，借以跟義和團的愚昧、排外劃清界限，甚至爭取在行動中修正西方人眼里中國人不文明的形象。革命一發生，多少都意味著動蕩，外國人會擔心中國人的義和團情結野蠻排外。所以，無論什么地方，革命黨人最在乎的事情，是外國人視他們為義和團。追求文明，就是按西方劃定的規范，自覺地自我改造，當然首先表現為對西方人的善意。因此，會嚴格約束自己人，嚴禁自己轄境內的所有人對外國人有所侵犯。湖南的起義，是由會黨龍頭大哥焦達峰首領，可起義之后第一份告示，就是嚴禁侵犯外國人。會黨勢力較大的陜西，會黨中人做了都督之后[六都督之一]，各地黨徒紛紛設立碼頭，大開山堂，擾害地方，誰也奈何不了。但是在有些碼頭做出支持暴民攻擊教堂的舉動之后，他們的大首領張云山也不得不下令取消碼頭，不服從的，就派兵鎮壓。整個革命期間，盡管革命黨人未必能掌控全局，但侵犯外國人和教堂的事情，相當稀少，偶爾幾次，也遭致新政權的全力鎮壓。重慶的革命軍士兵，上街時攜帶有兩面旗幟，分別寫著“中華民國”和“復漢滅滿，保教安民”。重慶蜀軍政府告示上寫道：“興漢排滿，保商衛民;大軍起義，雞犬無驚;衙署局所，教堂教民，一律保護，不許犯侵;如有匪徒，乘機搶劫，軍法從事，殺之無赦;言出法隨，凜遵勿越！”專門把教堂教民單列出來，作為保護的重點，用心良苦。寧波光復，軍分政府出告示，宣布五殺令，頭兩條都跟外國人有關：“一、拆毀教堂及洋人住屋者斬;二、損傷外國人及本國人民者斬。”

自然，當外國人出面勸告革命政府保持文明的時候，也沒有不照準的。武昌起義之后，革命政府原本要進駐郵局檢查郵件的，但當身為外國人的江漢關稅務司蘇古敦告訴他們，郵政是不可侵犯的，這是文明國家的通例，他們就縮回去了。這位稅務司還告誡革命政府，要像保護外國人一樣，保護滿人。如果滿人犯了法，應該經過審訊，不應隨意處決。革命政府都一一答應。一個外國記者問著名的革命黨人劉公，說是革命黨在原來的計劃里，有沒有殺滿人這一項，劉公斷然否認。其實，起義本身當然要殺滿人，但起義成功之后，殺還是不殺，就不一定了。只是，由于外國人的介入和勸告，革命黨人即使為了保持在外國人面前的形象，也絕然不會動殺機了。宜昌鹽厘總局的總辦，在宜昌光復后，剪了辮子，剃掉了胡子化裝逃跑，結果還是被革命軍抓住。這時有外國人出面給他說情，說是殺了這個老頭，對革命事業沒什么好處，但卻引起外國人的厭惡。于是，這個聲譽很不好的官員就被釋放了。只要有外國人抗議他們的權益沒有得到充分的保障，都會得到嚴肅的對待。有的地方為外國人工作的中國人，被革命軍剪了辮子，只要他們向自己的東家訴苦，東家告到革命政府，肇事者都會得到懲罰。而這種事，在中國人自己看來，都是理所應當的。荊州是湖北境內滿營駐防的要地，由荊州將軍統領，理所當然成為湖北革命軍進攻的重點。但是，在當地外國教會的斡旋下，當地駐防滿營投降了。所有滿人包括將軍和都統、副都統的生命安全，都由教會出面，加以保證。在投降協議上，當地的主教和兩個神甫也簽了字。當然，這些人就真的安全了。

革命黨人每光復一地，對于當地的秩序都是相當在意的。除了會黨當家的少數地方，比如陜西、湖南，還有浙江山大王王金發當家的紹興，進城之后打開監獄釋放囚犯之外，其他地方，多半是照舊關押，凡是碰到越獄的囚犯，一律格殺。有的地方，還特意把一些騷動的囚犯提出來，在大會上公開槍決。革命后，為了防止有人趁亂搶劫，革命軍和當地商團都會上街彈壓，凡是碰到搶劫或者不軌的人，無論罪過大小，一律槍斃。為了保證秩序，革命黨人幾乎都尊重原來的地方自治，尊重商會自治，尊重鄉紳的權力結構。對于鄉紳要求鎮壓騷亂鄉民的請求，一律答應，絕對不許農民趁機起來推翻鄉紳的統治。總之，革命破壞越少越好，一屋不燒，一人不殺，是最佳的狀態。尤其是在有大量外國人存在的通商口岸，革命黨人特別在意自己的形象。

辛亥革命是一場中國內部的革命，但也是在中國被拖入西方世界體系之后發生的革命。這個世界的存在，對于看起來似乎是內部的革命，有著極大的制約。革命黨人也知道，西方國家在以它們的文明尺度，衡量著這場革命。如果他們能討西方人的歡心，革命就不會遭遇列強的干預。顯然，他們的目的達到了，在中國的西方人和西方報紙，大多表示了對革命的理解和同情，反而對清軍倒是比較苛刻，稍有不慎，就遭致嚴厲的譴責。起義發生不久，外國使節就把叛亂的革命黨人視為對等的交戰一方。這在當時的“合法”政府看來，顯然是一種不合國際慣例的拋棄和背叛。后來的北洋軍和革命軍的交戰中，只有北洋軍屢屢遭到租界的洋人的干預，不讓他們在這里架炮，不讓他們在那里進攻，但革命軍方面，卻有諸多的優惠。

當然，革命的目的，原本就是學習西方，采用西方的制度。自然，西方的文明尺度，勢必要被革命黨人看重，從這個意義上，革命黨人也會盡量地文明和遵守秩序。此前為了發動革命而策動的會黨，也正是在這個尺度面前，破壞了革命黨的形象，導致大多數立憲黨人和鄉紳，轉而支持袁世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