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的宰相五更便要早朝，逢上節假日，則可以略睡個懶覺，到天亮時再赴中書省辦公。雖然只是晚去了兩三個小時，但對日理萬機的宰相以及排著隊等待跟宰相匯報的百官來說，影響頗大。

歐陽修的女婿龐元英寫過一本《文昌雜錄》，說有一年冬至，按例放假七天，宰相一連七天都是到了天明才上班。當時已經身居最高財政長官三司使的包拯，覺此舊習實在影響政務效率，便給皇帝進言說：“每節假七日，廢事頗多，請令后只給假五日?！?/p>

宋仁宗覺得有道理，表示同意，宋代一些節假從七天縮為五天，就是從這里開始的。包拯公心一片，自己也十分勤政，不然在后來的民間戲文中也不會被美化為“日斷陽，夜斷陰”，忙得連軸轉。不過，由于假日較多，都市文化發達，休閑之風日盛，整個宋代官員特別是京官的“優游”之風，卻是難以扭轉的，即使是在失去了半壁江山、士大夫滿腔亡國之恨的南宋，官員散漫之風依舊。

明初楊士奇等人編有一本《歷代名臣奏議》，其中不乏南宋官員描述當時百官“盡其官不履其職”的散漫情況。南宋初年，以直諫不諱知名的侍御史王十朋上了一道奏折，說如今邊疆不穩，正是我們君臣戮力同心興國立業之時，但朝廷仍然遵循以往的休息慣例，“假故稍多，有妨機務”，所以懇請圣上您天不亮就坐朝，天黑了再休息，節日放假的時候也最好在便殿里坐一坐，接見一下官員，早來晚來都行，只要來。這樣政令可以“即時施行”，能夠“事務不廢，共致中興”。

假多、效率低下是全體官員的事，但王十朋很清楚問題的關鍵，皇帝勤快了下面人自然不會懶，所以建議首先改變習慣的是皇帝。當時還有個叫羅愿的地方官，話也很直，聽聞朝廷要增設中秋節假期，便上書說，陛下已經當了十七年皇帝，雖然勤勉有志，但功業未成，原因是“日力多有所棄也”，時間沒有用足，查看官員的打卡記錄，“一月之中，休暇多者殆居其半，少者亦十余日”，這種狀態怎么會出活兒？如果再增設節日，“奉虛名而妨實事”，實在是揮霍祖宗的基業，正所謂始于憂勤終于逸樂，等天下富足太平了再休暇也不遲。

這兩位官員諫言的對象是宋孝宗趙昚[shèn]，是個能聽進話的君主，其在位期間平反岳飛冤案，起用主戰派人士，銳意打回開封，在內政上整頓吏治，裁汰冗官，百姓生活相對富足，史稱“乾淳之治”。但隨著局勢穩定，南宋大部分時間，官僚們又照搬起汴州的舊習，日子過得頗為寬裕。

就休假而言，這是古代公務員們的最后一段幸福時光，因為從元代開始節假銳減，優游之風也被蕩然掃除，明清兩代，假期也少了很多。

元朝假期比唐宋縮減一半

公元1264年是對忽必烈極其重要的一年，經過四五年征戰，他終于擊敗了另一名汗位的競爭者，自己的弟弟阿里不哥。此時，南宋政權已經岌岌可危，還在勉強享受在臨安的最后十幾年光景。解決了內患的忽必烈，開始從容謀劃新秩序，其中，說大不大說小不小的一項，就是官員休假制度。

這年八月，忽必烈頒布了一道規定：京府州縣官員，每天必須“參議詞訟，理會公事”，但“若遇天壽、冬至，各給假貳日;元正、寒食，各叁日;七月十五日、十月一日、立春、重午、立秋、重九、每旬，各給假壹日”。

忽必烈是接受漢文化的，宋朝滅亡后，元朝保留了宋朝的機構和全部行政官員，也沿襲了唐宋“十日一休沐”的旬假制度，不過，節假驟減。從這道規定中可以看出，天壽是皇帝生日，其余節假則是傳統節日，假期加起來共16天，加上旬假36天，元代初年的全年公休假期只有52天，比宋朝少了一半還多，并且“公務急速，不在此限”，遇上急事就不能放假了。

這條規定還涉及官員病假，如果在外地出差病倒，要通知當地政府驗治，病好了之后還要帶著病歷本回來。

八年之后，也許是病假已經成為被官員用作偷懶的借口，朝廷又規定，凡官員請病假的，只要病休超過一百天就停發俸祿，而自停發之日起，無論官員身體狀況如何，限十二個月內必須歸隊。假少了，病假也不好請，官員們難免有意見。到了1277年，根據中書省的建議，忽必烈又頒令將旬假每月三天改為五天，每月初一、初八、十五、二十三和乙亥日休息，接近了漢代五日一休沐的頻次。

值得一提的是，元政權在草創時期是沒有丁憂制度的，后來對于大量漢族官員父母去世丁憂的傳統，給予默認，漢族官員丁憂者可以向朝廷請假，給假后方可離開。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政府對喪假做了正式規定，“祖父母、父母喪假限三十日，遷葬祖父母、父母假限二十日”，并且，官吏如果犯了事，如果正趕上父母身故，可先丁憂，之后再追責。

到了后來，一些漢化較深的少數民族官員也開始丁憂。為了保護本民族的文化習俗，到了元代中期，元政府還專門規定蒙古、色目人不能仿效漢族丁憂。

明清長假都集中在冬季

明代的假期比元朝進一步減少。太祖朱元璋整頓官吏用典之重令人瞠目結舌，洪武四大案幾乎殺了全國四分之三的官員，他對官員的休假也是極為苛刻的。洪武六年(1373年)，朱元璋讓人“考古休沐假日”，考察前代做法的結果是決定百官“每月五日給假”，不是每月給五天假，而是每月五號放一天假，全年只有十二天。

與這些假期相匹配的考核也很嚴格，當時的地方官衙“侵晨署事，日入方散”，官員們不僅披星戴月上下班，署衙中的典吏兵卒，也要在出勤簿上上班“畫卯”，下班“畫酉”。

節假方面，明代大部分傳統節日的休假都被取消，只剩下冬至、元旦(正月初一)、元宵節三節有假，冬至放假三天，元旦放假五天，元宵節則從正月十一開始放假十天。在明宣宗朱瞻基執政期間，這位喜歡各式休閑娛樂活動的皇帝較為體恤下屬，曾經多次延長冬至和元宵節的假期，比如宣德四年元宵節，“特賜百官節假，自正月初一日至二十日，飲酒為樂”，把元旦和元宵擱一起放假二十天，在宣德九年，更是將元宵假延長到近一個月。不過，這些延長的節假多為京官才能享受到。

明朝在冬季的長休，到了清代演變為冬至、元旦、元宵三個節假正式打通的封印長休制度，官員把大印封存起來各回各家，一下休息一個月。官方的封印時間，一般是在年末的臘月十九至二十二，開印時間是正月十九至二十二，具體時間，由掌管天象歷法的欽天監選出吉日頒布天下。所以，明清兩朝，官員們在歲末年初都較為輕松，不過清朝的長假后來滋生了不少社會問題，一些地痞惡霸趁著“政府空白期”為非作歹，讓地方官在休假和加班之間頗為糾結。

到了清末，隨著西方傳教士的進入，“禮拜天”一詞開始流行。而西方人在中國所辦學校中實行的星期日休息制，后來擴展到整個社會，在辛亥革命后進一步形成定式，沿襲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