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陳濟棠統治時期廣東空軍七期甲班學員，在一九三六年畢業后授予飛行員職務編入廣東空軍第七隊。當時新編的七、八兩個隊都尚未有飛機，應屬建制飛機已由陳濟棠向外國訂購，但尚未運到。

那時華北局勢緊張，日本軍國主義正陰謀并吞華北。全國人民對于中華民族的生死存亡問題，已迫于眉睫，到處掀起抗戰救亡的巨浪，正在這時卻發生了廣東空軍北上的事件。我是當事人之一，知道進行北上的串聯和醞釀規模是相當大的，參與此事的人數亦相當多，遍及廣東空軍全部人員。此事畢竟背著陳濟棠做成了。今日回過頭來思考一下，才較為清楚。

在廣東空軍北上前不久，蔣介石派“中央”空軍飛機南下廣州，散發傳單。要求廣東空軍歸附“中央”。廣東空軍奉陳濟棠命令，將戰斗機裝上機槍，擺出對抗態勢。當時蔣介石急于圖謀兩廣，陳濟棠和李宗仁、白崇禧估計打不過蔣介石，早已與日寇勾結，這時打出“抗日反蔣”的口號，用先發制人的手段，準備出兵“討蔣”。廣東空軍年輕一輩中下級官佐和士兵，認為外敵壓境，民族危機深重的時刻，再打起軍閥內戰，必將導致亡國滅種。故對陳濟棠等要準備打內戰，很是反對。“中央”空軍也抓住廣東空軍這種心理進行欺騙宣傳。我今日回顧起來，這種抗日救亡心理存在，實是當時廣東空軍北上的基礎。當時作為基層飛行員駕機北上也只獲一百元港幣安家費，顯然不是因為“利”的問題。從這里可以反映出廣東空軍同當時全國人民抗日救國的強烈要求是一致的。

北上之日，組織工作是比較混亂的。飛機機種很多，有些飛機航程飛不到預定目的地南昌，而且人多機少。因此，決定起飛時竟發生搶飛和爭乘飛機超載事件。有一架飛機在起飛時就是由于超載而不幸墜毀。我和一批沒有飛機的人員則乘火車到香港，火車到達香港后，倒有人到車站迎接，安排食宿。一些較短程的飛機，亦飛抵香港。丁紀狳當時就是駕機先赴香港，在香港集結后，集體乘船去杭州的。

廣東空軍八個隊人員和部分飛機北上后，都集中到中央莧橋航校內，說是集訓。全部廣東飛行員四百八十余人編為五大隊。當時名叫訓練，但也沒有認真的訓練計劃。那時原廣東空軍司令黃光銳出任中央航校校長，丁紀狳任教育長。然而整個中央航校大權實際上是掌握在政治部主任蔣堅忍手中。經過這樣的安排后，蔣介石的排除異己的陰謀就逐漸顯露出來。再來一招，就是對廣東空軍全部飛行員進行“考核”。由原中央空軍航校的人員執行。考核也并非復雜，只飛一個起落，在空域中作大、中轉彎這些最基礎的飛行技術。但參加考核人員竟然有二百多人被評為“丙下”成績。“丙”已經是不及格，還加上個“下”，那前途就可知道了。我當時也是成績“丙下”。這時廣東空軍個個都是“瞎子吃元宵”——心中有數，知道這是排擠的花招。因此，大家對抗日救亡情緒深受打擊。我們一伙年輕的都借“假期”之便，到上海游玩去了，并各自作改行打算。我們心想：我們一批由飛行員降為學員的“丙下”生轉業在即，也就心灰意冷。

然而事情又急轉直下。是年十二月“西安事變”發生了。那時我們還在上海，突然在各娛樂場所看到發出召杭州莧橋學員返防命令。我們返抵杭州后，情況變化了。馬上又不管“丙下”不“丙下”，將我們編為“中央空軍”。我則編屬第二十九隊為飛行員，經過前一階段的經歷，我們心情并不那么平靜。因為蔣介石生死未卜，各種地方勢力又各自準備搞自己一套，何應欽更打算用空軍轟炸西安。因此原廣東空軍有些人也想跑到南昌去，將飛機飛回廣東。現在回想起來，如果中國共產黨不是堅持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迫使蔣介石答應抗日，中國馬上就會陷入內部混戰的局面。我們也就是在“西安事變”后投入抗日戰爭的斗爭中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