鎮守一方的地方官以“坐探”作為搜集情報的“耳目”，則讓我們看到一種層級化、隱秘性的政治文化。這種“耳目文化”所指向的一個核心問題就在于確保信息來源渠道的多樣性及其準確性，以利于政策的制定與實施。

1900年，受兩江總督、南洋大臣劉坤一舉薦，試用縣丞李景枚入職上海文報局，參與該局日常事務。供職期間，他的公開身份是上海文報局的駐局委員。而鮮為人知的是他另外一個身份——浙江巡撫衙門的駐滬坐探。

“坐探”，亦稱“坐探委員”，簡言之，即為官員派駐某地的探員，專事各類信息與情報搜集。坐探非幕友、長隨，充任者多為候補官員，但他們又并非正式職官。因此，清代各類會典和政書對這個群類的人并無著墨。所以我們今天對坐探的具體情況，以及他們在晚清官場、政局中的位置與影響亦知之甚少。

如果說幕友、長隨為地方官的手足，為其排憂解難、鞍前馬后;那么坐探則不失為其耳目，為其眼觀六路、耳聽八方。1895年，候補知縣曹和濟奉河南巡撫劉樹堂之命前往天津探聽中日戰爭的軍情。對所擔角色，曹和濟有一番自述：“乙未春，奉巡撫劉公檄，作諜津門，五閱月，耳目隘，粗得聞見。時會集江、浙、閩、蜀先到之刺探諸君，又采諸輿評，當日搆釁僨事各緣由，稍稍悉梗概。”(曹和濟：《津門奉使紀聞》，中國近代史料叢刊《中日戰爭》第一冊，新知識出版社1956年版)將自己的身份定義為“作諜”、“耳目”，這是曹氏自陳，亦是作為親歷者的他對坐探這一角色的歸納。

就“耳目”的性質來講，清代還有兩種與之類似的群體：“坐省”與“坐京”。“坐探”與“坐省”、“坐京”既有相似一面(有時，甚至是同一類人的不同稱呼)，也有不同之處。“坐省”亦稱“坐省家人”、“省友”，多由州縣書吏、長隨家人或佐雜差役等充任，常年駐守省城，溝通督撫部院、藩臬兩司，為州縣探聽信息，包攬錢糧解領、投文解犯、刑命案獄等事務，在地方行政機構運作中起居間協調的作用(參見裴丹青：《清代“省友”初探》，《中研院近代史集刊》第八十八期)。“坐京”亦稱“坐京家人”，一般由封疆大吏派駐京城，刺探朝廷動態。例如，戊戌六君子之一的楊銳即為湖廣總督張之洞的“坐京”(參見茅海建：《戊戌變法的另面：“張之洞檔案”閱讀筆記》，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在制度上，官職中本有提塘一職，負責中央部院與各省之間的公文往來。提塘官由各省推薦咨送兵部，“凡抄刊章奏事件，寄交各省敕書印信物件，以及各部院尋常咨行外省公文，俱交給遞送”(《光緒大清會典事例》卷七〇三，《郵政·塘務》)。但由于同為朝廷命官，提塘官與督撫之間私通信息多有不便，“坐京”則無此顧忌。李鴻藻之孫李宗侗曾對“坐省”與“坐京”有一概括：

坐京者，等于民國初年之各省駐京辦事處，不過后者為公開掛牌之辦事處，而前者極為秘密，各省督撫皆有之。“坐省”為府縣派駐省城的人，見于雍正朱批諭旨，則“坐京”一名稱亦必甚早。“坐省”、“坐京”皆指其人而言，并無機關，其職務以向省中報告京中政府的動態為主。

事實上，“坐京”的存在也并非秘密。乾隆皇帝曾申飭兩淮鹽運使伊齡阿在將其調任粵海關監督后并未及時謝恩，言語中即提及“坐京”：“前朕明降諭旨已經四十余日，兩淮鹽政向有坐京家人，得信甚速，原不待接奉部文，況前月二十七日，又經降旨令其據實回奏，計此時亦應接奉，乃伊齡阿仍佯為不知任意遲延，是其因調任監督，意存不滿即此可見。”(《大清高宗純皇帝實錄》卷一千一百二十四)由此可見，至少在乾隆朝，地方大員派遣“坐京”已是公開之事，并得到朝廷的默許。

與“坐省”、“坐京”相比，坐探并沒有處理公務的職能，而“坐省”與“坐京”有時則兼具坐探的偵查功能。從外延上看，坐探要超過“坐省”與“坐京”。那么，作為官員的“耳目”，坐探的委派遵循著什么樣的邏輯，諸多的坐探又有怎樣不同的種類呢？

坐探的委派，并非大員特權，上至督撫、下至府縣，無論文武，皆可派遣親信駐守某地探聽信息。1894年，中日甲午期間，浙江巡撫廖壽豐以南京信息傳遞太慢，特派候補縣丞熊儶前赴天津坐探軍情。1900年，八國聯軍侵華期間，南北交通不暢，浙江署溫州鎮總兵白海珊委任候補縣令李承淵赴上海坐探防務。1906年，安徽與浙江交界地區匪患不斷，兩江總督周馥、安徽巡撫恩銘飭令皖南諸州縣嚴加防范。時任蕪湖關道童某為偵知土匪動向，即委任佐雜程子秋為坐探，趕赴浙江建德調查匪情。前舉諸例中，坐探委員的身份有都是公開的。但根據委派官員的目的，坐探有許多時候又都是秘密委派的。比如，龐棟材被控一案，我們即可得知，坐探的隱秘性。龐棟材原為上海寓言報館的館主，化名龐芝林，因中法藥房控訴一事被判罰洋一百元。此事一出，貴州巡撫龐鴻書即致電上海道臺詢問案情，稱已委任龐棟材為駐滬委員，不知龐芝林是否即為龐棟材。經道臺瑞澄的調查，龐芝林確為貴撫的坐探委員。有時，坐探也會替上司處理一些秘而不宣的事務。例如，李景枚就曾為時任浙江巡撫張曾敭轉遞閩防同知的一封信札及茶葉兩箱、燕窩四匣(《張曾敭檔九》，虞和平主編《近代史所藏清代名人稿本抄本》第九十七冊，大象出版社2011年版)。

從情報內容來看，坐探可大致分為兩類：一為刺探敵情，一為刺探政情。對前者，地方官員安置坐探刺探軍情、匪情是常見的表現形式。例如，1863年12月，回民叛亂在陜甘一帶蔓延，察哈爾都統阿克敦布派佐領四處查探敵情。他在給朝廷的奏報中寫道：“現在寧夏及黃河兩岸回匪盤踞，并無北竄聲息，綏遠等處回民均各安業;沿河口岸及毗連甘省之蒙古地方，早已設防，復安設坐探，派兵分扎。”(《大清穆宗毅皇帝實錄》卷八十九)在戰時通訊不繼的情況下，坐探的委派就顯得更為必要。再如義和團運動時期，因京津一帶電線被斷，南北溝通不易，兩江總督劉坤一即委派多名坐探前往上海、天津等地探聽軍情，“隨時飛電密報，以便早為布置，有備無虞”。

與刺探敵情者具有一定的突發性、特殊性相比，刺探政情者，則更是一種常態行為。刺探政情的坐探所提供的信息種類繁多，大至軍政外交、小至官民沖突皆在其搜羅范圍內。以浙撫張曾敭的坐探為例，中英間的開平礦務糾紛、中俄間關于東三省鐵路與礦產權益的談判、粵漢鐵路商股認購情形、上海租界罷市始末、朝廷的人事變動、江西等省的警政籌辦事宜等等，都被他們記錄在案，呈送杭州的巡撫衙門。坐探報告對各類信息的敘述詳略不一，多則數百字，少則二十余字。

從現存史料來看，晚清的坐探對教案、和約、路礦權益等涉外事務的關注度頗高。尤其是教案，記錄得尤為詳細。這或許與晚清的政治生態有緊密關系。教案、路權、礦權等涉外事務的處理日益成為晚清地方官倍感棘手的問題。在傳統的日常政務之外，這些涉外事件與他們黜陟褒貶的關聯越來越大。特別是庚子事變之后，外國勢力強勢介入中國政治，教案等問題的解決是否得當往往可以決定地方官員的仕途。就在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因南昌教案處理不善，江西巡撫胡廷幹、布政使周浩被革職，按察使余肇康被交部議處。鑒于此，封疆大吏們希冀搜羅更多的成例以資借鑒也就不足為奇了。

坐探報告中另外一類值得關注的信息，則是有關他省的政情或朝廷大員的動向。廣西的匪患、江蘇的漕運、廣東的路政、各地督撫上奏的條陳建議等都是坐探探聽的重點，有關封疆大吏的調動更是重中之重。例如，因安徽巡撫誠勛屢被彈劾，清廷有意撤換之。圍繞皖撫的歸屬，浙撫坐探姚張樹、李景枚兩人持續關注，一有風吹草動即寫入坐探報告中。例如：“(政府)擬以署東撫楊士驤補授，又聞袁慰帥以楊撫才堪勝任，懇恩補授東撫，二說未知孰是。”(《張曾敭檔九》423頁)甚至類似兩江總督周馥回到南京、載澤何時出京這樣的細枝末節，也頻繁出現在坐探的報告中。可見，對政情的關注是地方要員派遣坐探的重要目的。

在呈遞的報告中，坐探并非只是單純記錄事情的原委，有時還會加上自己對時事的看法或評價。例如，姚張樹在一份報告中描述了清廷計劃通過總稅務司與各國商議，擬撤銷設在通商口岸的外國郵局，以此應對中國郵局的巨額虧損。但姚張樹認為朝廷此舉并無可行性：“今已非其時，國家亦無此巨款購回，似非總稅務空言即能照辦也。”(《張曾敭檔九》371頁)從實際發展的狀況來看，清廷的這一策略的確沒有成功。再如，南昌教案發生后，姚張樹除了描述各方反應之外，也在報告的字里行間流露出自己的擔憂：“省城人心惶恐，匪徒藉端仇教，后患正難逆料。”(《張曾敭檔九》395頁)可見，坐探的角色，一則搜集情報，一則，也略為屬官盡幕僚的職責。

那么，坐探所搜信息的準確性又如何呢？這與他們的信息來源直接相關。事實上，坐探報告中常見“津報云”、“京報云”等字樣，這說明報刊實為坐探的重要信息來源之一，風聞言事也就成了自然之事。而晚清時代的報刊文章，泥沙俱下，謠言、訛言是常見的事。如此一來，坐探所呈遞報告的準確性必然難以保證。現舉一例以資佐證。李景枚于光緒三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向浙撫張曾敭寄出一份報告，內稱十一月二十六日中日雙方在北京達成新約，并將條約內容十二款節略抄錄。根據簽約日期與地點可知，此一新約為《中日會議東三省事宜正約》及其附約。盡管李氏的報告準確指出條約內容有十二款，但無一款與最后公布的條約正文相同，內容相差甚巨。在撤兵、開埠、鐵路權益等關鍵問題上的敘述更是與原文有著天壤之別。例如，在日軍撤兵的時間上，附約只規定日本護路兵將與俄國護路兵同時撤退，并未寫明具體時限。但在李氏報告中則稱“日本在南滿洲之兵隊十八個月內盡行撤云”。附約中并未提及日本租借關東州的期限問題，李氏報告則憑空出現了“關東半島之租借以一千九百卄三年三月為限期”(王鐵崖：《中外舊約章匯編》338-341頁，三聯書店1957年版;《張曾敭檔九》364-367頁)。李景枚自言報告內容由西報翻譯而來，可見坐探無法避免以訛傳訛。

在清代，統御天下的皇帝設其“耳目”，江寧、蘇州、杭州三大織造所扮演的角色之一就是充當皇帝的御用“耳目”，這是我們所熟知的。而這里所論述的，鎮守一方的地方官以“坐探”作為搜集情報的“耳目”，則讓我們看到一種層級化、隱秘性的政治文化。這種“耳目文化”所指向的一個核心問題就在于確保信息來源渠道的多樣性及準確性，以利于政策的制定與實施。孔飛力曾通過“叫魂”一案，對清代中國政治與信息傳播之間的因應作了非常精到的分析。皇權與官僚之間對信息資源的控制與反控制構成了那場妖術大恐慌從開幕到落幕的一個核心因素。申而論之，一個政府的有序運作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對信息的有效掌控。軍政信息的傳遞系統能否高效運作，直接影響到政治權力的表達與實踐。另一方面，類似邸抄、京報等公開化、制度化的信息來源在時效性與準確性上愈來愈無法滿足各級官員對政治信息的需求。因此，他們才需要借助私人關系，通過坐探來構筑一條排他性的信息通道，以便從容應對瞬息萬變的政局。在某種程度上，這些在歷史場域中隱而不彰的坐探也是地方政府的組成部分。他們側身官場，人微言輕，卻又在無形中改變著官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