買官賣官自古以來以來都是咱老百姓最痛恨的。為什么呢？有先賢說，國家是公器。同樣的，官職也是公器。官員和其他職業不一樣，他不是做生意，不是為了多掙錢，他是要給老百姓服務的。如果官職是采用買賣的方式得到，那么，官員上任后，必然要想方設法把損失的錢給賺回來，甚至還要爭取多盈利。但是官場又是不能產生經濟，唯一的辦法，就是在老百姓身上搜刮，把苦難加在老百姓身上。同時，他為了當更大的官，就得賺更多的錢，因此老百姓就得受更多的苦。這也是咱們痛恨賣官賣官的根本原因。

不過，如果我們仔細讀中國歷史，便會發現這買官賣官的歷史真可謂源遠流長。從漢文帝開始，一直到當下。而且還不是私下里的潛規則行為，而是朝廷行為，國家行為。當然，真正要分辨起來，我們會發現，雖說賣官是從漢文帝開始的，但是漢文帝做法卻又是無可厚非的。而且正是漢文帝做了這件事，才開啟了大汗帝國的強盛模式。為什么這么說呢？

其實，漢文帝的賣官不能叫“賣官”，只能叫“鬻爵”。情況是這樣的，漢文帝的時候，匈奴屢次犯邊。當然了，他犯邊就得派軍隊把他打回去。打回去了還不行，還得派軍隊鎮守。要守，就得有錢糧，餓著肚子是打不了仗的。但是，大家都知道，漢初文景之治，采用的是休養生息的辦法，盡量不折騰老百姓，盡量少收稅，讓老百姓富起來。

可沒有稅收，就沒有錢糧供給邊關將士守邊用呀！怎么辦呢？當時晁錯就給漢文帝出了一個主意，讓他把爵位拿出來賣。當然也不是賣，而是說，只要有人能捐獻軍糧，或者把軍糧運送到邊關，就可以授予他爵位。公侯伯子男，根據他捐獻或者運輸軍糧的不同數量，授予不同的爵位。

那么寫到這里我們就該明白了，漢文帝并不是在賣官，而是在鬻爵。爵并不是官，封爵的人并不一定當官，不當官，就沒有機會搜刮老百姓，不會產生危害。爵只是一種榮譽，這相當于今天的一些富人，做慈善事業，然后國家給他發獎牌，封他“慈善家”的封號一樣。再說漢文帝封爵，收獲的錢并沒有被某個人得到，甚至也沒有進入國庫，而是直接送到了邊關，這是非常正能量的。也正是因為漢文帝用這種方式鞏固邊防，才不但讓老百姓富起來，同時也讓邊防強起來，為后來漢武帝開疆拓土建強大帝國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不過，漢文帝這種很好的辦法，到了后世很快就被理解偏了。漢朝末年，桓、靈二帝可以說是大張旗鼓地賣官，而不僅僅是鬻爵。而且什么官都賣，連三公都賣。《后漢書》曾記載，“延熹四年占賣關內侯、虎賁、羽林、緹騎營士、五大夫錢各有差。”《后漢書》還記載靈帝把三公之一的司徒賣便宜了，著實后悔了好幾天。本來一個司徒要賣一千萬錢的，結果只賣了五百萬。到那司徒上任的時候，他還后悔不迭地對左右說：“悔不小靳，可至千萬。”

桓、靈二帝是亡國之君，有此亂象也很正常，但后世卻有一位盛世明君，卻也大肆地賣官。這個明君就是乾隆皇帝。

《清史稿》曾有一個記載，乾隆三十一年政府的部分歲入情況為：“地丁二千九百九十一萬兩有奇，耗羨為三百萬兩有奇，鹽課為五百七十四萬兩有奇，關稅為五百四十余萬兩有奇，落地、雜稅為八十五萬兩有奇，契稅為十九萬兩有奇，牙、當等稅為十六萬兩有奇，礦課有定額者八萬兩有奇，常例捐輸三百余萬兩。”最后這一項“常例捐輸”就是賣官所得，這個錢占整個財政收入的十三分之一還多。

咱們回頭看看“康乾盛世”的前兩個帝王，康熙皇帝經過數十年的努力，不但終于讓清王朝在中原安定下來，而且開疆拓土，疆域變得非常廣闊。更重要的是，他與民生息，讓老百姓富起來，從而開創了康乾盛世。雍正皇帝最大的功績是整頓官場，他也是歷史上反腐倡廉做得最后的三個皇帝之一。

正是由于他對官場的整肅，讓清朝的整個政治變得比較清明，官場風氣大為改觀，搜刮百姓、行賄受賄這樣的事情有了極大的收斂。可是到了乾隆那兒，他卻竟然賣官！為什么賣官呢？因為他的花銷太大，六下江南呀等等，財政入不敷出，只好把官拿出來賣。同時他還開設了“議罪銀”制度。什么是“議罪銀”？

就是一個人犯了罪，可以交錢抵罪。“常例捐輸”和“議罪銀”一開，可真是不但把康雍兩朝積累的財富全部給消耗光，而且也把康雍兩朝積累的清明政治風氣給完全破壞掉。可以說，整個清王朝的沒落以及最后的爛透，就是從乾隆皇帝開始的。

從“鬻爵”到“賣官”，看起來只是邁出了小小的一步，但是因為沒有分清“官”和“爵”的區別，目的性也不一樣，結果竟然是這樣的天壤之別！(原文來自張生全精彩歷史的頭條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