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俘作為奴隸是法律規定

在戰國秦漢時代，戰俘的命運實際上比在戰場上戰死好不了多少，因為他們會就此成為戰勝一方的奴隸。在湖北云夢睡虎地秦墓出土的秦國竹簡，有一條法律：“寇降，以為隸臣”。主動投降的“寇”(敵國軍人)，充做“隸臣”(隸屬于官府的國家奴隸)。而且這個也不僅僅是針對敵國投降的士兵，就是秦國自己的士兵投降敵軍的，也是同樣處理。

變成了奴隸的戰俘有沒有改變命運的機會？也不是沒有可能。睡虎地秦墓出土秦律里有不少有關的內容。《軍爵律》規定可以本人的兩級爵位，來換取免除成為了“隸臣、隸妾”的親生父母一人。或者是隸臣參與了戰斗、并有斬首戰功應賜予“公士”爵位的，可以向政府歸還公士爵位，換取免除自己妻子的“隸妾”身份。

被免除了隸臣、妻妾身份的人，屬于“庶人”等級，仍然不是正式的平民。這項法律還細致的規定，如果是“工隸臣”有了斬首戰功、可以免除為庶人的，仍然要編為工匠戶籍。如果這個隸臣已經受過“肉刑”(毀容、割鼻、砍足之類的殘害刑)，要編為“隱官工”(有專門集中居住地的工匠戶籍)。另一條《倉律》規定，允許以年齡相仿、體力相等的兩個男子來贖換一個隸臣。這就給私人用自己的奴隸來贖換隸臣提供了方便。而且這條法律還非常細致的規定，一個壯勞力可以贖換一個老年隸臣，或者是身高不足五尺(秦尺約合今23厘米多)的小隸臣，或者一個隸妾。

奴役戰俘被認為是正常的，但屠殺戰俘在當時的輿論上還是被認為不可接受的。長平之戰后，白起因為與秦國的當政者有不同意見，口出怨言，被秦昭王剝奪所有爵位。后來秦昭王想再次起用他，白起稱病不行。秦昭王派了使者“賜劍”，要白起自殺。白起拿了寶劍，未免要喊聲冤枉：“我何罪于天而至此哉？”可是想了想，說：“我固當死，長平之戰我使用詐術騙了趙國士兵，將他們全部屠殺，就這件事，我就該死。”

新安慘劇：項羽“阬殺”戰俘

奴役戰俘的戰爭慣例到了秦漢之際有了很大的轉折，這個轉折和秦末短暫而空前殘酷的戰亂有直接的關系。

公元前209年，陳勝、吳廣領導反秦起義，僅僅幾個月時間，陳勝的軍隊就打到了臨潼，直接威脅到長期以來作為秦朝根據地的關中地區。秦朝軍隊主力部隊不是在北方防匈奴，就是在南方征戰，關中地區兵力相當空虛。秦二世慌忙宣布大赦天下，赦免原來在驪山修建始皇帝陵墓的“刑徒”，發給武器，臨時組編一支軍隊，交給少府(管理皇家山林財產的大臣，九卿之一)章邯指揮。

章邯指揮的這批由“刑徒”倉促改編的軍隊，戰斗力居然要超過陳勝軍隊，不僅在潼關外一戰而勝，而且還一路追擊。秦二世加派長史司馬欣﹑將軍董翳輔佐章邯，同時在關中地區征發兵員加強章邯軍隊的實力。章邯這支秦軍連續擊敗幾支反秦武裝。公元前208年在定陶大戰中，章邯擊敗主要反秦武裝首領項梁率領的楚軍，項梁戰死。章邯領兵渡過黃河，進攻河北各地自立為王的割據勢力。

但是在公元前207年，這支秦軍的好運到了頭，在鉅鹿(今河北平鄉西南)與項羽指揮的反秦聯軍大戰中，這支秦軍大敗，只得轉為防守。秦二世派了特使來責問章邯。章邯要司馬欣到咸陽去匯報，結果把持朝政的趙高都不愿意接見。司馬欣逃回軍中，向章邯說：“趙高獨攬大權，將軍有戰功會引起他的妒忌，打了敗仗，免不了被他處死。請將軍認真思考出路。”于是章邯派人去和反秦武裝聯系投降事宜。反秦武裝也派人來勸降。

項羽召集了部將商量，答應章邯的投降請求，約定這支秦軍還是歸章邯、司馬欣、董翳三位將領率領，封章邯為雍王，安置于楚軍軍營。以司馬欣為上將軍，率軍為進攻關中的先頭部隊。

部隊前進到新安(今河南新安西)。一路行軍中，反秦武裝中很多官兵當年都曾被征發到關中原來秦國地區服役，受到過原秦國地區官吏的欺負。現在與這股投降的秦軍一起行軍，難免蓄意報復，將這些秦國士兵當成“奴虜”來使喚，百般刁難欺負。秦軍士兵私下商量，覺得受了章邯的欺騙，投降后沒有好處。而且現在去進攻關中，如果順利進關滅秦，還算幸運，萬一被秦軍打敗，被反秦的諸侯挾帶往東，永遠回不了老家不說，留在關中的家屬，父母妻子兒女都會被殺。由此人心浮動。派到秦軍監督的楚軍軍官感覺到這股情緒，向項羽匯報。項羽找來黥布、蒲將軍等重要諸侯討論，說：“這些秦國兵為數不少，其心不服，萬一到了關中不聽指揮，就要出大事了。還不如把這些士兵都殺了，只留下章邯、司馬欣、董翳高級軍官一起入秦。”于是暗中布置，在夜里突然行動，將投降的秦軍士兵全部屠殺，并堆積于新安城南。據《史記》的說法，這次一共“阬殺”秦軍士兵二十多萬。

從奴役到招降：劉邦收編戰俘

項羽“阬殺”章邯這支秦軍的殘暴行徑，實際上反映了項羽是在按照戰國時代的作戰規則行事，打了勝仗就奴役戰俘，覺得奴隸太多沒有辦法處置就屠殺了事。在這之前項羽攻擊襄城，就阬殺了所有襄城守軍。而在這以后項羽進攻齊國的田榮，也是先受降后阬殺。接受章邯這支秦軍投降，很大程度上是迫不得已。就項羽本意大概是要把章邯這個殺叔仇人(項羽是項梁的侄子)及其軍隊消滅的，可是當時楚軍自己的軍糧也開始緊張，再打下去會有風險，這才決定接受秦軍投降。

相反，由劉邦領導的反秦武裝則擯棄了奴役戰俘的傳統，著力“招降納叛”，將各類敵軍戰俘收編為自己的軍隊。劉邦起兵時不過以一兩個縣為根據地，兵力幾千人。攻擊碭縣(今河南夏邑東)，“因收碭兵，得五六千人”。后來得到項梁支援得楚兵五千人。項梁失敗后，劉邦受楚懷王派遣向西發展，“收陳王、項梁散卒”，與彭越一起進攻秦軍昌邑(今山東金鄉西北)，雖然打了敗仗，劉邦卻順便又收編了彭越的潰兵。進攻宛(今河南南陽)，設法招降，和項羽“留將不留兵”不一樣，劉邦將原來秦朝宛的官員全部留任，而把宛的軍隊帶走，實行“兵將分離”。劉邦在向關中進軍途中，宣布政策：秦國官員能夠帶一萬人或者領一個郡投降的，都封為“萬戶侯”。因此所向披靡，搶先入咸陽消滅秦朝。

在以后與項羽爭奪全國控制權的5年激烈戰爭中，劉邦依靠收編戰俘、收編其他地方軍的政策，使自己的軍隊成為一支不突出地方特性的“聯軍”，得以屢敗屢戰。公元前203年，劉邦與項羽率軍在廣武(今河南滎陽西北)對峙，項羽要和劉邦單挑決斗，劉邦則指責項羽是有十項大罪的罪人，自己不和罪人決斗。劉邦所言的項羽十項大罪中，就有“詐阬秦子弟新安二十萬”，“殺已降”。

公元前202年，劉邦率軍將項羽圍困于垓下(今安徽靈璧東南)，項羽“兵少食盡”，晚上聽見漢軍軍營到處都有楚國人的歌聲，死抱著地方觀念的項羽大吃一驚：“漢皆已得楚乎？是何楚人之多也！”他根本想不到楚軍放下了武器的俘虜兵都已經變成了漢軍的兵員。

劉邦這種“招降納叛”的做法，顯示出他已經超越了那個時代，歷史悠久的部族概念對他已經沒有什么影響。明末清初思想家王夫之在他的《讀通鑒論》里說“漢起巴蜀、三秦之卒，用九江、齊、趙之師”，說劉邦不拘泥于原來諸侯國的分隔，有“天下”觀。王夫之評論劉邦當了皇帝，首先封的諸侯王是長沙王吳芮、閩粵王無諸，而不是分封自己的子弟功臣，是表彰這兩位“破秦之功”，因此劉邦的政治眼光是“以天下之功為功”的“大公”。

戰俘作為兵源：“中國特色”的戰爭慣例

在以后歷次改朝換代的內戰中，劉邦的戰俘政策被長期延用，成為一項“中國特色”的戰爭慣例。每一個成功的改朝換代者，幾乎都是善于招降納叛者。

比如西漢末年篡政的王莽被消滅后，各支武裝彼此混戰。東漢光武帝劉秀從今天河北北部地區起兵，擊敗并收編了河北地區“銅馬”、“高湖”、“重連”等林林總總的武裝團伙，整編后成為自己的基干力量。最后得以平定全國，史載其受降收編的總兵力居然要達到一百多萬！王夫之在《讀通鑒論》里說，“蓋先后所受降者，指窮于數”。

東漢末年的曹操又重復了這樣的故事。在東漢末年的戰亂中，曹操原來只是一支地方性的軍閥武裝，公元192年，率軍在山東兗州一帶擊敗黃巾軍，30萬黃巾軍及上百萬的家屬一起投降。曹操將其中10多萬士兵整編為自己的“青州軍”，成為他的主力部隊。在后來的混戰中，曹操有過為父報仇坑殺徐州幾十萬軍民、在官渡大戰中坑殺袁紹軍的戰俘等野蠻行徑，但在北征烏桓、南征荊州，都以受降收編而結束戰役。

隋末戰亂中最終的勝利者李淵、李世民父子，也是招降納叛的高手。617年晉陽(今山西太原)起兵時李氏的全軍不過3萬人馬，僅據一州之地。往關中地區發展，擊敗并收編孫華等關中各部，軍隊膨脹到20萬人，得以割據一方，并東出爭奪天下。李淵行賞軍功無論士卒原來是平民還是奴仆身份，“矢石之間，不辨貴賤;論勛之際，何有等差”！割據今甘肅一帶的薛舉是唐朝大敵，多次擊敗唐軍。薛舉死后，李世民力戰得以擊敗其繼承人薛仁果，“得精兵萬余”。李淵派遣使者告誡李世民“薛舉父子多殺我士卒，必盡誅其黨以謝冤魂”。但是最后還是撤銷成命，只是殺了為首的將領，“留兵不留將”。而唐朝在打天下的過程中更多的情況是“留兵又留將”，唐初名將李勣、尉遲敬德、秦叔寶(秦瓊)、程知節(程咬金)等都是降將帶降兵，為唐朝贏得內戰的最終勝利。

這個辦法后來在少數民族王朝入主中原的時候也被廣泛采用。契丹族的遼朝在關外興起的初期，就開始將前來投降的杜重威、李守貞等部20多萬漢族軍隊改編為“控鶴軍”、“義勇軍”、“護圣軍”、“虎翼軍”等職業部隊。女真族的金朝也曾收編山東等地的漢族民間武裝李成等部，作為進軍南宋的前驅。后來滿清入關后大量收編明軍，改編為“綠營兵”。

中國古代以戰俘為兵源的歷史慣行，很大程度上減輕了改朝換代在軍事層面上的阻力，得以在相當迅速的時間里完成皇朝的更替。歷史上著名的一些改朝換代事例往往都是在一代人(20年)不到的時間內完成，特別成功的比如上述的劉邦、劉秀、李淵李世民父子，都是在10年不到時間里“奪取全國政權”的。每當內戰的一方開始具有一定的優勢后，劣勢一方的武裝力量投降歸順現象就會加速度出現，甚至會出現雪崩效應，勝者“摧枯拉朽”般地獲取內戰的全面勝利。但同時，“招降納叛”這種傳統政策的“反作用”也同樣明顯：“效忠”往往淪為一種機會主義的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