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時期，無論是在政治、經濟、軍事有很大的發展。甚至在娛樂文化方面也有著很大的發展，明朝時期歌舞升平。據說明朝是亡于娛樂業，簡單來說，明朝是玩死的。而唐伯虎的一生預示了明朝的國運。

國運是什么東東？人們在談論歷史時，經常會碰到一些指點江山般的牛人，搬出一個這么無法讓人反駁的名詞來。我們翻看一下字典，可以得出國運的三種解釋：

一是指國家未來發展的趨勢;二是指國家發展的定數;三是指國家發展的某種規律性描述，如上升、平穩、下降。

歷史上對國運的解讀，歸納起來，其實就只有以下兩種觀點。不能歸入這兩點的其實并不是什么國運規律，而是權力規律，例如有些人總結的：兔死狗烹定律、包圍定律、朋黨定律等等。再如，現當代歷史學界最有名的“黃宗羲定律”(秦暉先生提出，每次稅賦改革，農民的負擔就重一次，如此反復直至民不堪重負)則主要是賦稅改革，它只是構成國運的一個因素，算不上國運定律。

那么，這兩種國運規律是什么呢？

其一，杜牧所說的：后人復哀后人。原話是“后人哀之而不鑒之，亦使后人復哀后人也。”，簡單地說就是：中國人愛讀歷史卻從來不吸取歷史教訓。黃炎培先生的“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朝代雖不同，興亡的原因卻很相似)，其實也只是杜牧觀點的翻版。

其二，孟子所說的“君子之澤，五世而斬”。通俗的語言就是“富不過三代”，文一點兒就是柏楊先生的“瓶頸定律”。

現當代對于國運的總結，基本靠譜的都是借鑒了經濟領域的“生命周期”理論。以我對歷史的觀察，“國運”的規律則是由不間斷地“小生命周期”推動而形成上述“生命周期”。我傾向于歷史是由：(邪正爭奪期—穩—邪正爭奪期……)定頂期(也就是各種規章制度的形成完備期)—(邪正爭奪期—穩—邪正爭奪期……)成長期—(邪正爭奪期—穩—邪正爭奪期……)平穩期—(邪正爭奪期—穩—邪正爭奪期……)衰落期。

邪，主要是指歪風邪氣，從吏治角度上說就是主政者只關注權力斗爭、個人享受(包括精神享受和物質享受)等。

正，主要是指浩然正氣，從吏治角度上說就是主政者將關注注意力主要放在民生問題上以及如何保住政權上。

穩，則包括兩種。若是邪氣居主，那么國不長久;若是正氣居主，國家綿延不絕。

邪正穩的爭奪是連貫的，只要其中一個環節沒有繼續流轉，那么其結果就是國破家亡。而且。他的流轉過程次數越多，其立國時間越久長。

這個“邪正穩”的引入，構筑的“生命周期”，最大的特點就是：從民生、政權角度來思考國運問題，對于當今乃至未來都具有可操作價值。按照傳統的“生命周期”理論，國力快速上升就可以認定是國運的“成長期”，然而，晚明從國力上說，很了不起。其gdp在國際上絕對是數一數二，在軍事上打敗過日本、葡萄牙等東西方侵略軍，也不算差。但為什么，他最終還是被農民軍推翻了，從而讓清軍得了個大便宜？

其中的奧妙就在于，表面上看，晚明的各類經濟指標、文化指標進入了二次“成長期”內，但因其邪正穩的關系沒有處理好，從而實際上它進入了“衰退期”。民生問題上洪武荒政體系遭到徹底破壞、經濟貧富差距過大、土地兼并造成的流民問題極端嚴重、沿海地區百姓無法合法生存等。在政權保衛上，居官有同貿易，官場成了商場，官員們各個只按利益最大化而不是利益最優化進行著權力斗爭;財政收入大范圍流失到官僚商人、走私犯等口袋中，致使財政困難等等。

由此，邪正爭奪期內邪氣居于主流，因為突如其來的瘟疫、自然災害、清軍入關等直接打破了這種穩，從而使得這一運轉規律無法運轉下去。

從明朝整個歷史看，朱元璋父子時期(1368年—1424年)的56年，可以說是朝代的定頂期;從洪熙到弘治(1424年—1505)的81年，可以說是明朝的成長期;自正德元年(1506年)到萬歷二十年(1592年)的86年，可以說是明朝的成熟期;自萬歷二十一年(1593年)到崇禎十七年(1644年)的51年可以說明朝的衰退期。

將上述時間段再簡單地劃分只兩種的話，即上升期、下降期。從1368年到1505年為明朝的上升期，從1505年到1644年為下降期。

唐伯虎(1470年—1523年)正好是兩個時代的見證人，他見證過成化、弘治的明君時代;又見證過武宗時代的昏庸，他為武宗的死暗中叫好，但卻不想迎來了一位更加不作為的帝王——嘉靖。明朝進入了正德、嘉靖六十余年的昏暗時期。

小人物唐伯虎與他那個大時代

我們對唐伯虎應抱有著深切的同情，因為，他雖然是天才，但與皇帝相比、與時代相比、與權臣相比，他仍然是小人物。在他生活的時代，正是“邪正爭奪期”的關鍵時間段，作為那個時代的人，唐伯虎受到了地域環境的影響，在后世看來的一些邪氣——如極端個人主義、享樂主義、奢侈之風、文人極度好財等在他的身上都有所體現，他是拆解舊時代大廈的旗手。但明朝最終亡國，并不能放在唐伯虎等文人身上。否則，我們就會步清初知識分子總結明亡教訓所走的錯誤，竟然將亡國的責任推給文學流派。他們雖然目標只錯了，但指向的內涵卻是對的。

明并非亡于物質，而亡于民族進取心已經消失。人們都在為各自的個性、金錢、享樂而奮斗著，再加上當時全國人民濃重的“經商”思維，不僅僅導致了官場如商場，更是各行各業皆是商場。玩個性、奢侈、享樂最明顯的代表就是玩命娛樂業的高度發達，但這種發達從何時開始呢？就是從唐伯虎時代開始的。而唐伯虎之后的120多年時間，竟然沒有一位位高權重的大人物進行過有效規制，任憑國運潰敗下去。不能不說這是一種悲劇。

唐伯虎時代的玩個性、奢侈、享樂尚有一些積極作用，那就是打破了等級觀念，人們開始用一種物質上的平等來代替不平等的世間，這是一種積極意義。但問題是，唐伯虎只是一半兒的身子在新時代(下文該詞出現時，即代表了玩個性、奢侈、享樂為明顯時代特征的意思)，一半兒身子在舊時代(傳統儒家思想占統治地位的時代)。因此，他的生活很苦，精神很苦。

而本人之所以選擇唐伯虎作為本書的主人公，價值就在此處。時代轉型的典型特征就是對轉型敏感的知識分子的憤懣情懷，作為有時代責任感的人來說，如果在憤懣之始，厘清問題所在，提出自己的真知灼見才是重要的。如果人們都不憤懣了，正如晚明時期的知識分子那樣，那么，轉型其實已經完成了。只不過，是失敗的轉型。

在那個，轉型時期中，唐伯虎無疑是那個時代的一位天才式人物。他在詩詞歌賦、散曲、文學著作上的地位都頗高，影響深遠。例如《紅樓夢》和作者曹雪芹就有他的影子，例如他的畫作影響后人，例如他的散曲直接催生了后世的二次繁榮。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然而，當我們仔細觀察的時候卻發現：這些卻都離不開明朝的畸形娛樂業的發展。而明朝畸形娛樂業的發展，則是明亡的一大誘因。

作為一名賣畫為生的小商人，他擺脫了二十年前以談錢為恥、賣作品為恥的精神束縛。與祝枝山一起，說錢是他們的“精神”(就是我們常說的做什么事情都要有精氣神);他的畫的主顧，青樓業是一大群體;他譜的曲、填的詞的購買者許多是青樓的從業者;他的詩，也有很多是為青樓從業者所寫;他的另外一個謀生之道——寫小說，又是色情小說。那么，他到底是一個什么樣的文人呢？在封建社會，他為何如此離經叛道？

也許，你會說他無恥，但細究一下他的生平、考察一下當時的時代，你就會發現，他是一個小人物，盡管他是天才，但在大時代下，他也只能順從。其實——

唐伯虎，我們對他似乎極為熟悉。但其實，我們對其極為陌生。

唐伯虎，我們對于他的一生似乎很明了。但其實，他的一生神秘而又模糊。

唐伯虎，在我們的印象中他很快樂、詼諧。但其實，他很郁悶、悲哀和傷感。

他用自己的哀鳴，換來了人們對他的萬世懷念，因為這種懷念中包含著對我們自身的激勵。但其實，他生前早就預料到了一切，對于今日的他，他會壞笑著說道：我本不認你，你卻要認我。噫——

正如今天分析、批判他的我一樣，我將其看作舊時代廢墟前，時不時回頭向前奔跑著的瘦小老頭兒，出乎意料地被我搡到了前臺。當然，我也準備著迎接板磚的來襲。吁——

老規矩、老傳統在正德皇帝的表率作用下，在繁榮的白銀帝國形成過程中，逐漸地被徹底打破了。在破的過程中，新規矩、新秩序卻沒有建立起來，最終一切繁華灰飛煙滅。

唐伯虎就是吹響這一過程號角的先鋒。

我們對他的了解尚不夠。他從來沒有被官方神圣化過，神圣化他的一直而且可能永遠是民間。因為在他的身上涌動著一種躁動，這種躁動的破壞性對于像我們這樣一個國家的危害性很大。因為這種躁動的基因是對人性解放的追求，稍有不慎就會對秩序產生威脅。那么，民間何以對他青睞有加呢？

原因就是，他像我們普通人，我們的毛病他都有，但他卻是個天才，因為我們都幻化為他。晚明社會，幾乎人人享樂、人人奢侈、人人自我、人人游戲人間，但是，當烽煙起、天地崩瘟疫起之時，一切灰飛煙滅了。

如果把明朝分為兩個階段，國運上升期和下降期的話，成化弘治時期是轉折點。武宗則是下降期的開始。唐伯虎正好生于成化時期，成長于弘治時期，成熟于武宗時期。唐伯虎是一個悲劇性人物。

萬歷時期，這種畸形的娛樂業和經濟已經到了無可挽回的地步。而萬歷時期所體現的問題，其實在成化、弘治時期就已經出現了。之所以選擇唐伯虎作為本書的第一主人公，其根本就在于在某些方面唐伯虎是后世某些方面的引領者。唐伯虎的生與死的五十多年，是古代秩序逐漸瓦解的過程，而唐伯虎就是親自動手拆除這一秩序的人。他與明朝的娛樂業、經濟有著割不開的復雜關系，一方面他是拆解舊秩序的人，一方面他又受舊秩序的影響。

弘治皇帝作為君王，面對古代化向近代化的轉型，較有作為，他對古代化的制度進行了系統總結，從而，將一些轉型期間的問題的破壞力降到了最低。進而，才有了所謂的“弘治中興”。也就有了唐伯虎人生之不幸的一面。

但可惜，弘治之后的正德、嘉靖長達六十年的不作為，直接導致新舊轉型間舊秩序優良一方面被徹底拋棄，進入萬歷后的新秩序則處于一種畸形狀態。

晚明(萬歷年間開始)社會典型的畸形經濟與畸形娛樂業互相促進，直接造成古代中國的傳統觀坍塌，潑臟水的同時也把澡盆里的孩子給扔了。直接使得晚明在荒政、民生、吏治、軍事等多方面全部向錢看，面對瘟疫、農民起義、邊關危機下步步失敗，直接造成經濟世界第一、軍事力量從物質方面看也很強大的明朝最終亡國。

明朝成化弘治年間、萬歷年間，是目前明史學界逐漸形成統一意見的“社會古代化”向“社會近代化”兩個重要時期，中國近代化與歐洲近代化是同步甚至更早基礎更雄厚。然而，因為明朝的社會轉型期間，其最高統治者的不作為，直接造成了明代社會轉型的失敗。

通過唐伯虎的一生介紹了明朝社會轉型期失敗的原因。由此得出，對于歷史大潮中的人，即使如唐伯虎那樣的天才也不可能不被潮流所裹挾。但無論怎樣，人的一些底線是不能被拋棄的。例如對國家民族的忠誠、對百姓民生的關注、對吏治的整頓、對奢侈行為的警惕、對非正常娛樂業的抵制等等。

晚明社會，幾乎人人享樂、人人奢侈、人人自我、人人游戲人間，但是，當瘟疫橫行、烽煙四起之時，一切灰飛煙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