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無疑是中國古代最開放的國度，對外經濟、文化交流十分活躍，也包括相對其它朝代而言的性開放。唐朝之所以性開放的原因很多，愚以為唐朝皇帝的“亂倫”失德是其中一個重要誘因。正所謂“上梁不正下梁歪”，既然當皇帝的都不講究禮法道德，朝野上下不拘禮法、不重貞節之風便油然而生，并漸成氣候。

當皇帝的如此丑態百出――奪弟媳、淫庶母、霸兒媳……就難免上行下效，致使唐代的禮教束縛松弛，帶來中國歷史少見的不拘禮法、不重貞潔的性開放或曰性自由。其具體表現有：

狎妓淫樂成風

唐代是中國古代妓業繁榮期，宮妓盛行不衰，地方官妓崛起，家妓普及，市妓發達。朝野上下狎妓淫樂之風盛行，“猶自笙歌徹曉聞”。

唐代宮妓之盛，絕不亞于隋朝，并正式形成教坊妓制度。唐太宗之初宮女是三千人，至唐玄宗時卻有“先帝侍女八千人”、“后宮佳麗三千人”之說。玄宗時長安內外共容納在冊教坊妓一萬一千四百零九人。其中以宜春院的宮妓級別最高，因為她們常為皇帝表演，被稱作“內人”。

上之所好，下之所趣。在李唐最高統治者的影響下，社會上淫佚成風。無論是官府迎來送往、宴賓典禮，還是官員們聚會吟詩、游山玩水，都少不了以妓樂助興，于是官妓迅速崛起。故北宋張瑞義《貴耳集》說：“唐人尚文好狎”。官妓隸屬于各級官府，又稱“官使婦人”、“官使女子”等，至中唐時已普及到州、府、郡乃至縣級衙門。崔顥《得體歌》詩序曰：“先是民間戲唱得體歌，及新潭成，陜且尉崔成甫乃翻此調為得寶歌，集兩縣官伎女子唱之。”

官僚貴族們普遍蓄養家妓。白居易“黃金不惜買蛾眉，揀得如花三四枝”之詩句，便是對唐代這一世風之真實寫照，而且白居易也親自身體力行，晚年在自家蓄妓過百，終日日個不休。朝廷還依據官員品級對蓄養家妓規模作過規定。中宗曾令：“三品已上，聽有女樂一部;五品已上，女樂不過三人。”唐玄宗則下詔：“五品已上正員清官、諸道節度使及太守等。并聽當家畜絲竹，以展歡娛。”如此荒唐之詔，便使官吏們可以堂而皇之地蓄妓淫樂。

唐代的市妓十分發達，規模可觀。如長安的平康坊，時有“風流藪澤”之艷稱。從史料及唐詩中可以看出，唐代的官吏、文人、學子大都不拘泥于禮法，經常出沒于妓館青樓，還常用艷詩新詞來描繪自己狎妓之風流韻事。連許多大名鼎鼎的文人墨客也是那煙花柳巷之常客。

性自由度空前

從史書和當時的一些文學作品中都不難發現，唐代民間男女自由戀愛、自由結合的事較常見，這應該是社會的一大進步。“娼家越水邊，搖艇入江煙，既覓同心侶，復采同心蓮。”“楊柳青青江水平，聞郎江上唱歌聲，東邊日頭西邊雨，道是無情卻有情。”這些詩歌都寫出了女性自由的愛情生活。

唐人對女子婚前貞操并不十分計較，失身而又另嫁也視為常事。婚前性行為、婚外戀較為普遍。如當時的才女晁采與鄰生文茂時常以詩通情，并乘機歡合，晁母得知后并不過分譴責，而是嘆曰：“才子佳人，自應有此。”于是為他們完婚。女子與情人私奔之事也時有發生，如臺州女子肖惟香與進士王玄宴相戀，私奔瑯琊，住在旅舍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