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么明成祖朱棣會派遣鄭和下西洋？流傳最廣的解釋是為了尋找失蹤的建文帝。《明史·鄭和傳》透露了有關信息：“成祖疑惠帝亡海外，欲蹤跡之;且欲耀兵異域，示中國富強”。惠帝即建文帝朱允炆，繼承了祖父朱元璋的皇位，成為明朝第二代皇帝。但是朱允炆僅做了四年皇帝，便被他的叔叔朱棣取而代之。“靖難之變”時，宮中一場大火，使得建文帝的下落成了一個謎，有人說他自焚了，也有人說他逃匿當和尚，還有人說他跑到海外，總之是“不知所終”。對于建文帝的失蹤，明成祖一直耿耿于懷，聽說建文帝有可能流落海外，明成祖就動了到海外尋找的心思，于是便有了鄭和下西洋的壯舉。然而，當明成祖得知建文帝在云南一帶活動后，這個疑問實際已經消除了。因此明成祖幾次三番去海外探尋其下落的說法不足為信。

如果說尋找惠帝為虛，那么向海外“示中國富強”、溝通彼此往來則是無可置疑的。當時的明朝，是世界上最富強的帝國。在大明朝的東南，是汪洋一片以及一些半開化未開化的島嶼。西北原是帖木耳大帝的領土，帖木耳曾一度希望遠征中國，但未能如愿。帖木耳去世后，其繼任者勢力遠不如前，已重新向明朝遣使朝貢。西方的歐洲此時戰亂不斷，瘟疫流行。印度也已衰落近千年。此時，世界上沒有哪個國家哪種勢力可與大明帝國爭鋒。明成祖統治下的明帝國無論在經濟實力，還是在軍事技術方面，都占有絕對的優勢。此時農業發展，手工業也有了長足的進步。礦冶、紡織、陶瓷興盛;造船業，包括羅盤針的使用、航海水手的培養等，都達到了一個相當高的水平。明成祖朱棣又是一位頗具雄才大略的皇帝，揚威海外、夸示富強、樹立聲望，已是勢在必行。

為了宣揚國威，明成祖還專門昭示：“今遣鄭和賚敕普諭朕意，爾等只順天道，恪守朕言，順理安分，勿得違越，不可欺寡，不可凌弱，庶幾共享太平之福。若有虜誠來朝，咸錫皆賞。”明成祖之所以能選中鄭和，除了認為他勇敢、機靈、有膽略之外，還因為鄭和本身是伊斯蘭教徒，有利于同西洋各地的教徒進行交往，以實現敦睦外交的愿望。當然也不排除這樣一個意圖，鄭和身為宮廷內官，也可以兼為明皇室從海外采購奇珍異寶。

明成祖的理念通過鄭和的遠航得到了傳播。同行的馬歡在《紀行詩》中說：“皇華使者承天敕，宣布綸音往夷域。鯨舟吼浪泛滄溟，遠涉洪濤渺無極。”鄭和在七下西洋的二十八年中，推行的都是“和平外交”政策，真正意義上的戰爭僅有在錫蘭(今斯里蘭卡)的一次，那也是在被迫無奈情況下進行的防衛性還擊。鄭和船隊所到之處，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開讀賞賜”——宣讀大明皇帝的敕諭，是為“宣教化”，包括“頒中華正朔，宣敷文教”。所謂“正朔”即中國歷法，還包括中國人民對季節、氣候的認識和倫理道德、禮儀習俗等。客觀上，大航海對外傳播了中華文明，輸出先進的科學技術，為世界文明的進步做出了巨大貢獻。鄭和遠航，“寶船”帶往各國的，都是華夏文明瑰寶，無論絲綢、瓷器、藥材、工藝品、金屬器物等，都十分精良，堪稱極品。鄭和的船隊把它們帶到了三十多個國家，對促進各國的文明以及當地經濟的發展都有著深遠的影響。現在在海外還流傳許多鄭和的故事，在馬來西亞有三寶山、三寶井，印尼有三寶壟、三寶廟，很多地方都保留下了鄭和的遺跡，以表達當地人民對這位傳播中華文明的先驅的敬意。

鄭和的遠航帶來朝貢的繁榮，當時各國來明使臣絡繹不絕，以求得到明朝的庇護，同時還可以得到豐厚的賞賜。據統計，明成祖在位的二十二年中，與鄭和下西洋有關的亞非國家使節來華共三百一十八次，最多的一次有十幾個國家的朝貢使團同時來華，出現了“諸番臣充斥于廷”的盛況。勃泥(今文萊)、滿剌加、蘇祿(今菲律賓蘇祿群島)、古麻剌朗(今屬菲律賓)等國的國王甚至親自率團前來，可謂盛況空前。明朝的接待極為隆重，賞賜豐厚。據史書記載，永樂二十二年(1424)三月，滿剌加國王率團來華回國時，明成祖在玄武門設宴餞行，賜予金百兩、銀五百兩、鈔三萬多錠、錦六段、彩段五十八表里、紗羅各二十二匹、綾四十六匹、錦五百多匹、綿布三百多匹、織金羅衣一襲、素羅衣十三襲;賜王妃素羅衣十二襲、絹女衣十七襲，賜其隨從衣物不等。隆重的接待和豐厚的賞賜，使得異域各國對明帝國都心悅誠服，有的使臣甚至愿意長留于此。勃泥(今文萊)國王麻那惹加那乃，在訪問期間因病客死中國，臨終上表，愿“體魄托葬中華”，足見其對中華禮儀文明的景仰。明成祖以王禮將他葬于南京城南石子崗。永樂十五年(1417)，蘇祿國(在今菲律賓蘇祿群島)東王、西王和峒王率家眷官員三百四十多人來訪。返程時，途經山東德州，東王不幸染病身亡。明成祖命在德州北部擇地厚葬之，并親書石碑。

即使在明成祖去世后，繼位的明宣宗在宣德五年(1430)給鄭和的“往諭諸番國”的詔書上也說：“茲特遣太監鄭和、王景弘等赍詔往諭，其各敬順天道，撫輯人民，以共享太平之福。”仍然在貫徹成祖的旨意“宣教化于海外諸番國”。并且就在這年，鄭和船隊從福建長樂泛海南下時，特地在長樂南山寺立了一塊碑，在碑文中寫道“宣德化而柔遠人”，表明了遠航的意義所在。

帶著“宣教化于海外諸番國”、“示中國富強”的目的，鄭和率領著大明朝的船隊，揚帆南下，出現在從南中國海到印度洋的廣闊海域。世界南方海域從未出現過如此壯麗的景象：上百艘大船人字形排開，上千面帆張起，旌旗招展，異常絢爛。只有一個富強的帝國，才能支持這樣盛大的遠航！只有憑借先進的造船技術和航海技術，充足的食物補給，這樣的遠航才能成為可能。

鄭和所處的時代，中國科技成就達到了一個頂峰。著名鄭和研究專家鄭一鈞指出，鄭和船隊的造船術和航海術，在當時世界上處于領先地位。宋、元兩代的造船技術和造船能力，已經為明初造船業的鼎盛奠定了基礎。北宋初年，已設有專門的造船機構，名曰“造船務”，當時就可造“樓船百艘”。除了樓船外，還有各種各樣的戰船，車船也得到廣泛使用。當時海商船大小不等，大的可載五六百人，小的叫“鉆風”，有“八櫓”或“六櫓”，可載百馀人。從南海出發的遠洋巨船“浮海而南，舟如巨室，帆若重天之云，舵長數丈，一舟數百人，中積一年糧……”，蔚為壯觀。宋代的遠洋海船向西已溝通了直達紅海和東非的亞非航線，向東對日、朝的航線也有進一步發展。元代的造船業在宋代的基礎上繼續發展，技術日趨成熟。至元二十二年(1285)為濟州河運糧，一次造船三千艘，造船能力之強，可見一斑。意大利人馬可·波羅說，在黃河入海口見到“有屬于大汗之船舶，逾一萬五千艘”，他估計長江“每年溯江而上之船舶，至少有二十萬艘”。至元二十八年(1291)，忽必烈送公主遠嫁波斯，“命備船十三艘，每艘具四桅，可張十二帆”。

明初，造船務屬中央政府的工部都水司，在長江中下游和東南沿海各衛都設有造船和修船的船廠，其中規模最大的為南京的龍江船廠和直隸的清江船廠，也是鄭和下西洋大型遠洋船的主要制造地。據《明太宗實錄》記載，永樂元年至十七年(1403—1419)造海船數達二千多艘，僅永樂三年就造了一千二百多艘。性能最為優良的是“福船”，《明史·兵志》這樣形容它：“福船高大如樓，可容百人。底尖，其上闊，其首昂而上張，其屋高聳，設樓三重于上……其桅二道。”明朝出使的“封舟”亦為福船，規模可觀，做工精良。其中如陳侃督造的五桅封舟，大桅長七丈，粗六丈;徐葆光監造的封舟，舵葉高兩丈五，寬七尺九寸。正是在這巨大的造船能力的支持下，才出現了九桅十二帆、“最大長四十四丈，闊一十八丈;中者長三十七丈，闊一十五丈”，“篷帆、錨、舵，非二三百人莫能舉動”的鄭和寶船。此外，船隊中還包括相當規模的“馬船”、“糧船”、“座船”、“戰船”、“水船”等。

鄭和船隊先進的航海技術，在當時世界上也是首屈一指的。據鄭一鈞介紹，鄭和船隊的天文航海術與漢代以來單純的占星法不同，已由海上對星象的占驗發展為一整套“過洋牽星”的航海術。鄭和船隊在過洋牽星時，常南北或東西兩星同時并用，互相核對。最常用的是通過觀測北辰星的海平高度，來確定在南北方向上的相對船位。《鄭和航海圖》中所注的過洋牽星數據及所附的“過洋牽星圖”，即反映了鄭和航海在這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從而為后世留下了我國最早、最具體、最完備的關于牽星術的記載。鄭和船隊在航海實踐中還形成了一整套有獨創性的地文航海技術。一旦陰云蔽天或海霧迷漫時，舟師看不見日月星辰，為了使船舶在行駛中不致迷航，就必須依靠地文航海技術。羅盤的應用大大超出了以往指示南北方向的范圍，發展為主要用于測定針路，依靠羅盤指向確定行船的方位、航速、航距和路線，并選擇確定最佳的航線。鄭和船隊還把航海天文學與導航儀器羅盤的應用結合起來，不僅克服了各自的局限性，而且大大提高了航行方位的精確程度。而西方的航海家們，一直到十五世紀末還是靠觀察南半球可見的南極星同其他星宿高度的簡單儀器來定航行方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