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夷叔齊和孤竹君的故事

商朝時期有一片封地被稱為孤竹國，該國的君主就是孤竹君，據《史記》記載孤竹君有兩個兒子，伯夷和叔齊兩兄弟，極為賢能，頗得孤竹君的器重，尤其是弟弟叔齊謙遜有禮，更受孤竹君的偏愛。

孤竹君年邁時，有意提拔叔齊來接受處理封地大小事務，叔齊在這個過程中意識到父王對他的特別用意，礙于不能觸怒父王的權威，只得盡心辦事，但卻從未在鞏固地位的事情上花心思，行為處事云淡風輕，盡量不與官員深交，叔齊認為自古子承父業都按照嫡長子世襲制，這是古制不能違背，盡管孤竹君有此意，但他自己一定要死守這道防線，萬不能犯下這大逆不道之罪。

孤竹君去世后，叔齊拒不接受王位，執意舉薦兄長伯夷繼承，而伯夷也是恪守規章之人，既然叔齊是孤竹君臨終授命的繼承者，那么他便不可奪人之位，伯夷念及手足之情，不愿看到叔齊深陷囹圄，便不告知任何人，深夜收拾行囊遠走他鄉，叔齊得知后，便執意追尋伯夷而去。

跋山涉水，翻越崇陵，兄弟二人終于市井之中相遇，伯夷被叔齊的執念所動容，便答應叔齊拋棄家業重擔，相約不再回歸孤竹國，投奔周國，一起過上尋常百姓人家的生活。

伯夷叔齊不念舊惡的故事

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是《史記·伯夷列傳》篇章中，開篇引用孔子對伯夷叔齊的看法，表明孔子對伯夷叔齊“賢人”姿態的評價。

文中寫道：孔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求仁得仁，又何怨乎？”從中可以看出孔子對伯夷叔齊的評價是相對較高的，但司馬遷在此引用孔子的話，并非表示贊同，實為對此提出了疑惑，伯夷叔齊秉持著思想高度極為圣賢的精神，卻不能善終，原本是商朝貴族，最終卻落得采薇而食，餓死山中的結局。

其實在孔子的七十二賢才弟子中，受到孔子頗多贊揚的只有顏回一人，但顏回的結局我們都知道，窮困潦倒的生活，連糟糠都不足飽腹，青年時期便去世了，留得一世遺憾。這不得讓人深思，儒學中所尊崇的思想為何總與這世道格格不入，賢人圣人都難以自保，竟都以決絕的方式與這個社會斷絕，這是思想的禁錮亦或是世道的落后。

因此得出結論，“伯夷叔齊不念舊惡”并非是正確的處世之道，這其中的孰是孰非只得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罷了。伯夷叔齊的典故或許放置如今的社會，又會被諸多人所詬病，但若放置商周時期，民智尚未開化，禮制嚴謹的時代，著實是令人敬佩的。

伯夷叔齊之墓介紹

商周時期，伯夷叔齊恪守仁義，不惜犧牲性命，也要維護君主之義，不食周粟，最終餓死于首陽山，并葬于此地，歷經千年。

伯夷叔齊墓位于新鄭市首陽山風景區附近的荒郊野地，大片的古棗林深處有兩座土冢，土冢之間立有一塊文物保護碑，上寫“新鄭市文物保護單位——伯夷叔齊墓，新鄭市人民政府2001年11月12日公布，新鄭市人民政府2015年7月1日立。”

南邊的為伯夷墓，北邊的為叔齊墓，兩座土冢相距30余米。此次被盜挖的墓是叔齊墓。叔齊墓高5米，周長30-50米。順著彎曲的小路登到墓頂，看到中央有兩個坑洞，洞邊的土還是新的，坑洞的周圍散落著幾塊條形的木板，坑洞內壁四周搭了腳手架和木板。經新鄭市旅游和文物局執法科工作人員現場勘查，南坑洞長1.5米，寬1.1米，深1米。北坑洞長1.4米，寬1.1米，深有8米多。

伯夷、叔齊兄弟是商末孤竹國君之二子，《史記》中記載伯夷叔齊因互讓王位，避居民間，時逢周武王伐紂，伯夷叔齊叩馬諫阻，武王不聽，兄弟二人遂憤而不食周粟，逃到首陽山，現址位于渭源縣蓮峰鎮，采薇而食，餓死于此。

伯夷叔齊為何會被司馬遷稱頌

太史公司馬遷把伯夷叔齊放在列傳之首，足見司馬遷對伯夷叔齊的褒獎之意之高。眾所周知，《史記》被譽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被載入《史記》的人都是代表著當世時代特征的領袖人物，具有其獨有的精神高度與特點，而伯夷叔齊的身份僅為商朝的貴族，便享有如此殊榮，細細想來，伯夷叔齊為什么被司馬遷稱頌足以思考一番。

《史記》記述：伯夷、叔齊是殷末周初孤竹國君的兩個兒子。孤竹國王生前指定小兒子叔齊繼位。他死后，叔齊卻要把王位讓給長兄伯夷。伯夷認為君命不可違，要尊重父親的決定，因此拒絕就位，并出逃外國。叔齊則認為伯夷賢德，治理國家最合適，又符合長幼尊卑秩序，便執意離開孤竹國，追隨兄長伯夷而去。

之后又發生了武王攻伐商紂王一事，周武王推翻商朝，建立周朝。伯夷、叔齊聽說現在是周朝的天下，他們都變成了周的子民，兄弟倆無法接受這種歷史的必然更替。他們認為做弒君奪位的武王之臣民是可恥的，對商紂王是不忠不義的，因此逃到首陽山上采薇菜為生，堅決不食周粟。

以上兩件事跡表明了伯夷叔齊是維護封建社會規章制度的守門人，從他們身上所散發的正是維護封建大廈最為有用的思想禁錮，有利于教育臣民，恪守君臣父子之道，嚴格遵守社會統治秩序，保證統治者牢牢把握政權。如果都像伯夷、叔齊那樣謙虛讓位，與世無爭，逃離塵世，爭霸權而發生的子弒父、臣弒君的流血事件也會大量減少了，如此一來，伯夷叔齊為什么被司馬遷稱頌這一疑問，就順理成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