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迫為女兒籌備實物嫁妝的風氣從宋朝初期開始增長。

到11世紀中期，事情看起來表現為，嫁女比娶婦要花更多的錢財已成理所當然。

比如，范仲淹(989—1052)1050年為義莊制訂支出的規則時，劃出30貫錢為嫁女時使用，兒子娶婦則為20貫錢。嫁妝的走高不久便達到不得不借債為女兒辦嫁妝的程度。

蘇軾自述他借了200貫錢資助一位女親戚出嫁。蔡襄(1012—1067)于11世紀50年代任福州(福建)州官時，發布文告指出：“娶婦何，謂欲以傳嗣，豈為財也。

代替這種真知灼見的是，人們選新娘時非但無視這個真理，還不問對方的家庭地位，滿腦子只盯著嫁妝的厚薄。

嫁妝一旦送到新郎家，“己而校奩橐，朝索其一，暮索其二。夫虐其妻，求之不已。若不滿意，至有割男女之愛，輒相棄背。習俗日久，不以為怖。”

未出嫁女子的發髻

司馬光發現貪圖嫁妝的風氣在要做公婆的人當中蔓延，其中有些人“今世俗之貪卑者，將娶婦先問資裝之厚薄，將嫁女先問聘財之多少。

至于立契約云‘某物若干，某物若干’，以求售某女者。亦有既嫁而復欺紿負約者。是乃駔儈鬻奴賣婢之法。豈得謂之士大夫婚姻哉？”

司馬光確信把婚姻當作買賣對新娘和她的家庭都是壞事。新娘不會因嫁資受到保護;相反，她還會為此陷入險境：

其舅姑既被欺紿，則殘虐其婦，以擄其忿。由是愛其女者，務厚資裝，以悅其舅姑，殊不知彼貪鄙之人，不可盈厭。資裝既竭，則安用汝力哉？于是“質”其女以責貨于女氏。貨有盡而責無窮。故婚姻之家往往終為仇讎矣。

在司馬光看來，嫁妝還會引起品行敗壞，“茍慕一時之富貴而娶之，彼挾其富貴，鮮有不輕其夫而傲其舅姑”。司馬光因此鼓勵“有丈夫之氣者”打消用妻財致富或利用妻子的社會關系升遷的念頭。

一個世紀以后，對嫁妝的批評仍未減少。袁采(約1140—1195以后)曾指出，如果一個家庭沒有在女兒很小時就為她們的嫁資做出預算，將不得不“……臨時鬻田廬，及不恤女子之羞見人也”。

袁采還譴責媒人用夸大女方嫁資的辦法引起男孩家的興趣，然后又對女孩子的父母說不必自己出錢辦嫁妝。按照嫁妝的多少挑選新娘顯然十分普遍，以致一位學者費心地指出邊氏(1155—1203)從未這樣做過。

她既不按嫁妝的厚薄挑選兒媳，也不在兒媳們來到自家后，依嫁妝的多少給她們不同的對待。

嫁妝的走高并不限于富家或官宦之家。蔡襄的文告針對的是一般的普通人家。有人觀察到南方的邊遠地區，十四五歲的窮姑娘們已經開始干活賺嫁資，這樣家庭就不必為她們操心那筆費用了。

判官看到既無財產又無功名的父母將給女兒一塊地做嫁妝的一部分，絲毫不感到驚訝，一個案例涉及到一戶不識字、有兒子的家庭，但不妨礙他的姐妹得到一塊山地做嫁妝。

有些宋代官員感嘆辦嫁妝花費太大，以至于有的姑娘不能結婚。一位官員甚至把殺女嬰的原因歸結為負擔不起過高的嫁資。

侯可(1007—1079)任華成(四川)縣令時發現很多未婚的老姑娘，因為“巴人娶婦，必責財于女氏?！彼霓k法是按照家庭財產設計一個適當的嫁資指標，并宣布，超過規定數量的將受罰。

我們得知，一年之內，已沒有一個未嫁的大齡老處女。孫覺(1028—1090)在福州(福建)發現了同樣的問題，只簡單地發布一個命令，規定嫁資不得超過100貫，這一個動作立刻促成了幾百樁婚事。

嫁妝費用的增多無疑是士人階層重視締結好姻緣(見第三章)的副產品。嫁妝在別的社會也有走高的情況，原因顯然雷同。通過提供可觀的聘禮給未來兒媳的娘家，男人便可以使帶著可觀的嫁妝的新娘來到自己家;然而，她娘家的財產并沒有增加，因為新娘的父母會用男家送來的聘禮做嫁妝。

相比之下，嫁妝卻直接從一個父系之家轉移到另一個父系之家，因而在男家眼里，聯姻一事很有吸引力，令人鼓舞。

盡管新郎的父親沒有任何控制兒媳嫁妝的權力，甚至他兒子也得在妻子允許時才能用它，但是兒媳的嫁妝終究要傳給孫子孫女。對一個最終將把家產分割給幾個兒子的家長說來，這種好處并不是無足輕重的。

女兒們的家長愿意投資于嫁妝，因為財產因素卷進去以后，姻親關系會變得更牢固。新娘的父母花費大筆錢財把她嫁出去以后，可以指望從女兒、女婿和外孫子那里得到更多的幫助。

袁采勸告殷實之家可以把財產分給女兒一些，因為今后如果發現兒子不中用，二老便可投靠女兒，甚至可以依靠女兒送葬、祭祖。嫁妝加強了姻親之間的紐帶，因為它可以在長時期里成為雙方的共同財產。

就像分家以后的兄弟可以共同擔任墓地和祠堂的繼承人，從而彼此牽制一樣，姻親可以通過分享嫁妝體現的共同利益保持他們之間的聯系紐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