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舊史的說法，李治對情人沒有絲毫愛憐和實質性的幫助，任其像垃圾一樣被送到感業寺做比丘尼，直到后來太宗忌日行香，淚眼婆娑的武媚終于再次打動了他的心，于是重拾舊日歡好，但仍然無意帶她入宮。幸虧當時的王皇后嫉憤蕭淑妃有寵，聽到高宗和武氏在感業寺互泣之事后認為有機可乘，暗中令武氏將頭發留起來，并勸高宗納武氏入后宮以奪蕭淑妃之寵，武氏這才再度入宮。可是遍查唐史，我們發覺一件奇怪的事，就是找不到感業寺的其他記載和具體位置，按理說感業寺既然是盡度太宗嬪妃為尼，規模必定不小，這么神秘難尋著實有點奇怪，一個比較合理的解釋就是后來改了名字。那么為何會改名？感業寺究竟在哪里？武則天是否真的出過家？問號一個接著一個。

臺灣學者李樹桐先生即認為，武氏必不曾入寺削發為尼，而是移居宮外別納，被高宗金屋藏嬌，蓄發如舊，等到貞觀二十三年八月，將太宗葬于昭陵，喪事告一段落以后，高宗和武氏認為外人的耳目已可避過，最晚在這年的年底，高宗便令武氏重入后宮，立為昭儀。武氏入寺削發為尼的故事，不過是許敬宗為討好高宗和武后而編造出來的謊言而已。他提出了幾點理由，一是感業寺地址不明，武則天登基時未見感業寺尼眾支持造勢，也從未有過對寺內僧尼恩怨賞罰的記載，可見武則天事實上與感業寺無關。二是太宗時宮中流行高髻，由削發長到梳高髻需要一兩年時間，“陰令長發”實難置信。三是據載高宗時放出宮人均為年老色衰者，武則天當時只有26歲，當不在放出之列，且高宗為太子時既已“見而悅之”，自不舍得讓她削發為尼了。

李樹桐向來語不驚人死不休，這一觀點也流傳甚廣，劍橋隋唐史都記了一筆，但他顯然把高宗放宮人和出先帝嬪妃給弄混了。唐代婦女素好假髻，頭發的長短不會成為武氏入宮的障礙。而武氏再度入宮之后，十分忌諱曾為太宗嬪御之事，立后詔書里也自稱先帝宮人，因此絲毫不提曾經入寺為尼，不愿再與感業寺有任何聯系，那也是可以理解的。武氏曾入感業寺為尼一事載于兩唐書、通鑒、《唐會要》等諸多史籍之中，自唐至今少有人懷疑，要憑借幾條并不充分甚至理解錯誤的證據，推翻自古以來的定論，未免過于輕率了。

李治性格優柔寡斷，做事拖泥帶水，且他本以仁孝出名，很難想象他剛一登位便有膽量收容父妾難免遭人物議，一面讓武氏隨例入寺以全己令譽，一面私下見面暗中關照，等風頭過去再召入宮，這樣不清不楚首鼠兩端的折衷做法，倒是最符合李治的一向作風。不是沒有真情，但也不乏自私的盤算和顧慮，這便是我理解的李武之情了。若干年后，他的孫子李隆基跟兒媳楊玉環遭遇激情，也采用了這個辦法，讓楊氏出家為道士再曲線入宮，也是有樣學樣，不讓爺爺專美于前了。

武媚雖不甘心，但當時的她也只能任人擺布，懷著一個渺茫的希望在感業寺住下，名為拜佛修行，實為大唐天子之別宅婦，身份既屬尷尬，前途也曖昧不清，唯一能指望的，便是一個男子脆弱易斷的愛情了。

三日一視朝，李治卻是日日上朝，稱“朕幼登大位，日夕孜孜，猶恐擁滯眾務”，每日引刺史十人入內，問百姓疾苦，及其政治，可以想見新君初即位躊躇滿志的意態，做事也算有板有眼，并非如舊史所言那般無能，對政事毫無興趣，一心只想塞給別人處理。對于新角色的新鮮感和責任感，沖淡了與情人分離的相思，復召武氏入宮之事一拖再拖，反正他是皇帝，身邊從來不會缺女人，這段時間里又納了徐婕妤等美人，閑時到感業寺感受一下別樣風情，日子過得倒是滋潤得很。

但對于武媚來說，情況就不是那么回事了。紅顏易老春易逝，她已經二十七八歲了，按照古人的看法，已經算是大齡了。沒有任何名分，沒有任何保障，不尷不尬不僧不俗地住在尼寺里，而對方是擁有三千后宮佳麗的皇帝，傳入她耳中的是他昨日納了誰，今日又納了誰的消息，都是比她更年輕也許更美貌的女子。而她不能過問，更不敢有任何抱怨，如果他不來了怎么辦？她將何以自處，別人又會怎樣看她？那悠長而寂寞的下半生，她將怎樣度過？“看朱成碧思紛紛，憔悴支離為憶君。不信此來常下淚，開箱驗取石榴裙。”這首哀婉纏綿的《如意娘》，多少可以反映她當時的心境。年華已經老去，前途仍不明朗，那渺茫無期的承諾什么時候能夠到來？在李治未去感業寺的日子里，那個懷著忐忑不安的心情倚門而望的緇衣女子，一定有無數次，為這樣莫測的未來而顫栗。

探究武媚當時的心情，說她不著急是絕不可能，然而患得患失之下畢竟不敢催逼太緊，怕引起對方反感，得不償失，因此只能采取這樣委婉曲折的方式反映自己的心事。《如意娘》是相思也是情挑，詩中那個為情愛顛倒迷失的女子形象(我想你想到患色盲，把紅燈都看成綠燈^_^)，是那么楚楚動人，我見猶憐。可見當時出現在李治面前的武媚，并不是強悍剛烈的強勢女子，展現出的更多的是“腕伸郎膝前，何處不可憐”的溫柔意態。

對于這樣一個才華出眾、深情柔婉，而又不會給他帶來任何壓力的女子，李治無疑是非常滿意的，比之少女的青春和美色另具一種吸引。當時太宗去世已經很久，李治也完全適應了自己的新角色，按估計輿論應該反映不會太大，他開始認真考慮把她引入宮中的事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