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這樣理解“日本”——太陽之本，是指太陽升起的地方。也有人說，唐張守節(jié)撰寫的《史記正義》中記載：是武則天命令日本將國名改為“日本”的。那么，“日本”的由來究竟是怎樣的呢？

百川為這事較了真，去查了《史記正義》是這么記載的：“武后改倭國為日本國”。這句話至少說明三層意思：一是日本最早稱“倭國”；二是改名日本的時間是在武則天皇后時，并不是武則天賜名；三是一定有人覺得日本比倭國好聽，而借武則天的名人效應做實此事。所以百川認為有必要在下文說明兩點以正視聽：一點是倭國之稱是怎么來？二點是日本名稱就一定好聽嗎？在中國它還有爆粗口的意思呢。

關于“倭”字，《詩經·小雅·四牡》中有“四牡騑騑，周道倭遲”的句子。《毛詩正義》將“倭遲”釋作“歷遠之貌”。《說文解字》這樣解釋“倭”字：“順兒，從人，委聲”。“順”在這里有“順從”的意思。所以，“倭”在古代本有綿延曲折之意，后引申出順從之意。東漢光武帝賜給倭王的“漢委（倭）奴國王”金印，可能就同時表達了東漢朝廷對倭方所寄托的“感其遠道而來”且“冀其臣服”的意思。

在《后漢書·光武帝本紀》和《后漢書·東夷傳》中記載，漢光武帝“建武中元二年（公元57年）倭奴國奉貢朝賀，使人自稱大夫，光武賜以印緩。”金印內容為“漢倭奴國王”。在這里，“倭”“奴”都是貶意。

《新唐書》對日本的記載中提到“日本，古倭奴也。”，將日本和倭聯系在了一起。又提到：“惡倭名，更號日本。使者自言，國近日所出，以為名。或云日本乃小國，為倭所并，故冒其號。”體現了“倭”這一名字并不是由中國人所取，而可能是由日本島上林立小國中的某個國的名字音譯而來。

《舊唐書》之前的史書均以“倭”來指稱日本。《舊唐書》中“倭國”、“日本”兩項并列，而《新唐書》及其之后的史書，多以“日本”來稱呼現在的日本。

那么，倭國為什么覺得“倭”這個名稱“不雅”呢？從東漢到隋朝以前，中國和倭國總體上講是冊封與被冊封關系。《宋書》上記載，倭王贊死后，珍、濟、興、武四個繼任者都曾經遣使貢奉，并求中國朝廷授予倭國自己提出的封號。7世紀初，倭國的生產力發(fā)展水平較以前有了很大提高。國力的增長也使得當時倭國對中國的態(tài)度發(fā)生了變化。這種變化體現在了當時隋倭兩國的交往當中。《隋書·東夷傳》“倭國條”記有倭國的國書：“日出處天子致書日沒處天子無恙云云”。唐高宗時，倭國還與當時中國朝廷發(fā)生戰(zhàn)事。

倭國從決定修改對外使用的國號，到向唐朝通告更號事宜再到最終獲得唐朝的承認，經過了一段歷程。其實，“日本”國名最初是作對外使用的，對內仍用“倭”這一稱謂。而且，倭國從決定修改對外使用的國號到向唐朝通告更號事宜再到最終獲得唐朝的承認，這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經過了一個歷史的發(fā)展過程。白江戰(zhàn)役倭國慘敗后，最遲在天智八年（公元669年），倭國已經決定把對外的國號改為日本。

至于改號的原因，往遠說，可能是與隋唐以來倭國爭取對等外交的愿望有關；往近的說，也不排除通過改變對外的國號來消除白江戰(zhàn)役后其在東亞國際格局中的消極影響這種可能。所以，在公元668年高句麗被唐所滅之后，日本在公元669年遣使入唐朝賀，這次遣唐使在朝見唐朝官方時，很可能就已經向唐朝提出倭國對外改稱“日本”的事。此事在《古今圖書集成》上有記載：“咸亨元年，倭人始更號日本，遣使賀平高麗。”但是，倭使的提議可能最初并沒有被唐朝所承認，例證便是《善鄰國寶記》中郭務悰出使倭國時所攜帶的國書中有“大唐皇帝敬問倭王云云”。

至于唐朝之所以沒有很快就承認倭國更號這一事件，可能與白江戰(zhàn)役后唐朝對倭國所形成的不良印象有關。郭務悰回國后不久，倭國爆發(fā)“壬申之亂”。天武天皇上臺后，中斷了與唐的外交關系。只是到了文武天皇大寶元年（公元701年），日本（對內仍稱“倭”）才決定與唐朝恢復外交關系，派出了以粟田朝臣真人為首的代表團使唐。可能正是從此次往來開始，中國朝廷才正式承認了日本這個國號。由于當時是武則天主政，所以才有唐人張守節(jié)《史記正義》上“武后改倭國為日本國”的記載。

千字文有言“臣服戎羌”，百川直譯為“俯首稱臣族戎羌”。

中華民族古代對周邊少數民族有“華夏居中， 東夷、西戎、南蠻、北狄”的概念，“東夷”是指“東面的野蠻人”，因此日本稱倭國至少已經有五百年的歷史。事實上，日本之前的名字“倭國”“倭”字并非全是貶意，而“日”字也不非全是褒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