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辦婚姻一直被視為是一個陋習，它破壞了男女之間自由戀愛的權力。這種包辦婚姻也發生在了許多民國才子的身上，在受到了先進思潮的影響下，他們對自己的包辦婚姻多有不滿。那他們又是采取了什么樣子的方法，去解決這一問題的。我們一起去看一下。

這篇文章的主角是大家頗為熟悉的三位民國人物：徐志摩、魯迅、胡適。選擇這三位是因為他們面對了一個非常類似的問題：這三位新時代的新青年都被家里安排了包辦婚姻。但有意思的是三個人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娶進門的媳婦的態度簡直是很不一樣。

徐志摩：面向現代反抗傳統

1915年夏十月，由家庭包辦，與巨富張潤之之女張幼儀結婚。但是從婚前到婚后，徐志摩一直是鄙棄張幼儀的。我們的大才子第一次見到張幼儀的照片時，嘴角往下一撇，用嫌棄的口吻評論他的未婚妻：“鄉下土包子！”婚后更是沒有正看張幼儀一眼。除了履行最基本的婚姻義務之外，對其不理不睬。就連履行婚姻義務這種事，徐志摩也只是遵從父母抱孫子的愿望而已。結婚后，張幼儀很快懷孕生子。而自認完成了傳宗接代任務的徐志摩，他卻迫不及待地離家去北京求學，之后赴國外留學并他遇到了人間最美四月天林徽因。他瘋狂地迷戀上了她，絲毫不顧忌自己有妻有子的身份并迅速要求與張幼儀離婚，由此成為近代中國離婚第一人。“彼此有改良社會之心，彼此有造福人類之心，其先自作榜樣，勇決智斷，彼此尊重人格，自由離婚，止絕苦痛，始兆幸福，皆在此矣”徐志摩如是說。

徐志摩學歷背景極為繁雜，所學專業橫跨政治學、社會學、經濟學、政治經濟學、文學多個學科，而且長久以來一直是作為新月派詩人的代表活在歷史書或文學課本里。且看同時代的胡適是如何評價這位才子的：徐志摩今年在他的《猛虎集·自序》里曾說他的心境是“一個曾經有單純信仰的流入懷疑的頹廢”。這句話是他最好的自述。他的人生觀真是一種“單純信仰”，這里面只有三個大字：一個是愛，一個是自由，一個是美。他夢想這三個理想的條件能夠會合在一個人生里，這是他的“單純信仰”。

自由，代表著未來的希望；自由，意味著向傳統反抗。徐志摩義無反顧地打響了反抗傳統的第一槍，象征著包辦婚姻的張幼儀無辜躺槍。徐志摩不需要管這個女人是美是丑、是疾病是健康，是才華橫溢是大字不識，只要是包辦婚姻，這婚就要離。

魯迅：反抗傳統反思現代

1906年，周母謊言稱病將尚在日本留學的魯迅騙回家中，一手安排了魯迅與朱安的婚事。喬麗華在《我也是魯迅的遺物――朱安傳》一書中如是記載婚禮現場“（從日本）到家的第二天，母親就為他舉行了婚禮。在婚禮上，魯迅面色陰沉，聽從擺布，并沒有什么反抗的舉動，她母親以為兒子認可了這門婚事。晚上入洞房時，魯迅見到揭開蓋頭的朱安，一句話也沒有說，在洞房里靜靜坐了一夜。”魯迅多次對友人說：“她是我母親的太太，不是我的太太。這是母親送給我的一件禮物，我只負有一種贍養的義務，愛情是我所不知道的。”

但是魯迅沒有離婚，這位號召打到孔家店怒斥封建禮教的戰士從一開始對啟蒙就懷有深刻的懷疑和不相信。他斥責封建禮教為吃人的禮教時，他也不那么看好啟蒙思潮所倡導的自由。當其他的新青年熱情地謳歌自由戀愛、反對包辦婚姻、或者爽快如徐志摩直接訴諸離婚的時候，魯迅在寫《傷逝》，寫一對自由戀愛的青年是如何走向毀滅的。本質而言，魯迅是啟蒙主義者群體中的反啟蒙主義者。

他追求自由戀愛、激情與理解，因此他不能和朱安做一對正常的夫妻；但他也不能完全放棄承諾，不能休掉朱安一走了之，因為他知道這對朱安會是致命的打擊。

胡適：面向現代尊重傳統

1917年由其母包辦，胡適與江冬秀結婚。自由戀愛的風氣在當時已頗為盛大，但這并不妨礙他選擇維持這段婚姻。他在后來的日記中寫道：“假如我那時忍心毀約，使這幾個人終身痛苦，我良心上的責備，必然比什么痛苦都難受。”

要說胡適對發妻江秀東始終一心一意始終不曾動過離婚念頭也是不太靠譜的，這位接受過系統啟蒙教育的才子有且不僅有一位紅顏知己。他與在美國讀書期間認識的韋蓮司保持通信大半生，終究沒和她牽手走進婚姻的殿堂；他與曹誠英有過三個月的“煙霞山月的神仙生活”，之后也放手了，最后還是與江秀東相濡以沫走完了一生。

蔣介石先生評價胡適是“新文化中舊道德的楷模，舊倫理中新思想的師表”。這個評價大抵是很到位的。和大陸文化標桿魯迅既反抗傳統也反思現代的絕望相比，作為臺灣文化標桿的胡適則變現出對傳統和現代的尊重，他對自由民主啟蒙的追求無不透露出溫和寬厚的氣息。

寬容比自由更重要容忍。比自由還更重要的是容忍。（胡適語）這大概是胡適能和江秀東走下去的原因。

在包辦婚姻面前，不同的才子選擇了不同的應對手段。有的果斷的拒絕，去追逐自己自由戀愛的權力，當然也有的出于責任，并沒有拋棄自己的結發妻子。但是無論哪種選擇，都是一個人內在思想的體現，沒有好壞之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