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一本由曾經長期寓居北京的英國巴恪思爵士所寫，描寫諸親王、軍機大臣和后妃之間種種情愛，以及慈禧太后與這位男爵秘密情史的《太后與我》，在中國大陸引進出版，將這位近代史上著名的西太后又一次推到了輿論的風口浪尖。

這本自傳體回憶錄形式的“奇書”所講是否屬實？慈禧太后是否真的在晚年上演過一出“宮廷跨國戀”？學術界對于慈禧的“跨國戀”如何看待？本報記者圍繞上述問題采訪了有關專家。

據現有材料慈禧不太可能有“英倫之戀”

在記者目前采訪到的近十位在國內有著較高知名度的清史專家中，學者們幾乎眾口一詞地否認了慈禧有過這么一段傳奇的跨國戀。究其原因，可以概括為三點：清宮制度、社會風氣、個人原因。

復旦大學歷史系教授沈渭濱在接受記者采訪時指出，慈禧不可能有這么一段跨國戀。從清代森嚴的宮闈制度就可看出，第一，非太監不能進入宮內，同治帝的天花病是在宮外患的，這反過來證實，偷情這類事件是絕對不可能在宮內發生的。第二，慈禧太后所居的西六宮，在故宮里環套森嚴，結構緊密，每一個宮門都有太監把守，任何人不可私自進入，官員也是一樣，寢宮制度嚴格，不可能有外國人隨便出入。第三，慈禧的每一次出巡都有大量的跟班，根本不會一個人偷偷地出宮。根據這樣一些很明顯的證據即可以證明，慈禧不可能和宮內、宮外的人密行茍且之事。

華東師范大學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教授楊國強表示，《太后與我》這本書的大致情節通過媒體都已了解到，從這些情節來看，慈禧和英倫男爵的跨國戀實屬捏造。清宮制度，為確定慈禧外遇與否的首要因素。清代的宮廷制度從明朝延續過來，有內廷和外廷制度，比如某個帝王某天去寵幸哪個妃子，宮廷都會有人作記錄，門外也都有太監把守。因此，西方人和西太后書信交往都很困難，更不要說直接跑到后宮去找慈禧太后。

陜西師范大學歷史文化學院中國近現代史教授張華騰以唐代有關制度作比較認為，清宮的制度和唐代比大不一樣——唐代是比較開放的，清代是比較封閉的。清代從制度上就要求慈禧太后不能像武則天一樣做一個情感豐富的女人，不能隨便在宮里就和誰發生感情。因此，清代的宮廷制度就決定了慈禧的外遇幾率幾乎是零。

除清朝森嚴的宮廷制度制約外，清朝的社會風氣和慈禧的個人品質也是關系這段跨國戀的重要因素。

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教授王道成對記者表示，慈禧是絕對不可能有這么一段跨國戀的。而且，有關慈禧和榮祿、安德海、李蓮英的戀情也都是虛構的，是不符合事實的。清朝和唐朝不同，唐朝兩性關系比較開放，女性穿著也袒胸露乳，但清朝受從宋朝就開始的“男尊女卑”影響，強調“從一而終”，并推崇程朱理學，“餓死事小，失節事大”。因此，從社會風氣方面看，慈禧不可能像武則天那樣在身邊留下一些“面首”。

楊國強在談到慈禧個人品質時表示，慈禧是一個有政治抱負的人，當時同治帝認為慈禧是“嚴母”時，慈禧就聲淚俱下地對太傅和大臣們說，他們不好好學，將來怎么對得起祖宗。慈禧當時就認為，祖宗交給她的江山一定要守住，她對日常國事不懂的地方會不斷進行追問。這樣一個人，不太會出現那么豐富的感情生活。

對此，沈渭濱表示認同。他指出，慈禧是一個貴族，但并沒看到史料記載中慈禧也有“面首”。慈禧兩次垂簾聽政后又都“還政”，表明了她的所作所為盡管誤國殃民，但完全是為了愛新覺羅王朝。

對慈禧個人生活的研究還需加強深化

對于慈禧太后這個歷史人物的研究，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教授李文海認為，慈禧有很多問題可以來研究討論，研究方向更多的應該是她的政治活動，以及她的政治活動產生了什么影響。

對此，故宮博物院研究員劉璐告訴記者，慈禧的感情史研究現在應該還是一個空白，和她相關的傳聞都沒有證據得以證實。晚清的歷史，目前很多問題還沒有徹底搞清楚。比如慈禧和這些外國人交往的具體情況，是私人交往還是國家事務;慈禧和西方列強之間到底是怎樣交往的，如何接見來使，如何接見公使夫人，都有哪些國家的大使;慈禧在宮中是怎么活動的，都談論了哪些內容等，這些問題目前都需要專門的研究人員來做更加深入的研究。

沈渭濱在談到如何研究歷史人物時說，這主要涉及四個方面：第一是這個歷史人物的經歷，從他出生到生命結束的過程要搞清楚;第二是這個人的作為，他做的哪些事有利于社會的發展，哪些事不利于歷史的進步，一個人的作為應實事求是地寫出來;第三是確定一個評判歷史人物功過的標準，這個標準不僅是道德論斷，而且應該看他比前人多做了一些什么;第四就是要堅持客觀嚴肅的學風。

《太后與我》的學術價值尚需進一步考察

《太后與我》這本書的譯者王笑歌曾表示，該書的文學價值遠大于它的史料價值。

王道成認為，《太后與我》這本書在中國大陸出版不會對清史研究的學術圈帶來多大影響，它只是本小說，沒有辦法從學術上對其價值進行評判。

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張海鵬表示，慈禧的跨國戀并不好認定，各種民間傳聞都缺乏可靠的依據，因此不足為信。

劉璐告訴記者，很多從西方來到中國的冒險家寫的一些作品，都是大肆渲染以造成一個神秘的中國，因為外國人對中華民族的好奇心很重，加之出版商為了迎合低俗的閱讀口味，就扯上些花邊故事來編造，歷史不是游記，不能相信一個冒險家的一面之詞。就目前來講，慈禧的感情生活從學術研究的角度尚難以認定，所以不能對《太后與我》這本書作出任何學術上的評價。

《太后與我》

在采訪中，也有歷史學家告訴記者，當前史學研究存在著一個明顯不足，就是忽視對個人生活史的考察。他們指出，對歷史研究而言，凡是存在過的歷史現象，都有研究的價值。歷史研究講究“知人論世”。而人是有血有肉的生命體，每個人都有其物質和精神的欲求，都有屬于自己的個人生活。歷史學家沒有理由忽視歷史人物的個人欲求和私人生活，因為它們是構成人類歷史的基本元素，并深刻地影響到社會發展的全過程。特別是統治者個人的喜好、情感生活甚至性格癖好，就其影響范圍，絕不僅僅限于他們本身，往往直接作用到當時的政治領域、社會習尚，甚至導致朝代的盛衰。研究歷史人物，如果僅僅停留在政治表現層面或一些人所共知的“公眾表演”，而忽視對其思想觀念、生活細節的考察，恐怕這樣的研究未必能讀懂歷史人物本身，更談不上真正的“知人論世”。

對慈禧這一歷史人物的研究就充分暴露了這一不足。對慈禧個人生活等了解的粗疏，導致有關專家在遭遇《太后與我》這樣的問題時，只能基于一般常識進行推論來否定該書的“史料價值”，很難從過硬的歷史細節方面拿出更有力的證據，給出更加深入細致、有說服力的回答，無法很好地滿足社會和公眾對有關歷史知識的期望。對像慈禧這樣“地位尊崇”的歷史人物尚且如此，至于對普通人物的生活情趣、價值觀念、喜怒哀樂，我們的歷史學家到底真正知道多少呢？千百年來，又有多少歷史真相沉淪埋沒，及于今近乎澌滅無聞呢？

《太后與我》是英國人埃蒙德·巴恪思爵士1944年辭世之前寫的一部回憶錄，內有巴恪思與時年63歲的慈禧太后的情史，穢亂宮廷的男子同性戀之風，光緒帝、慈禧太后均系被謀殺等大膽情節。巴恪思去世后，手稿被保存在牛津大學圖書館，直到2011年才得以出版，并在全球引起轟動和爭議，被稱為“百年奇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