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禧晚年對大清朝隨后推進的每一項改革，都是在慈禧的推動、支持、關照和默許下逐漸推進的，其中的許多措施，不僅實現了百日維新的目標，而且完全超過了當時康梁的膽識。

1900年，慈禧縱容義和團導致京城“人頭滾滾，尸積如丘”的慘狀，確實是其一生“罪不容誅”的證據之一。用義和團來排外，這是慈禧的利令智昏所在。她輕信了剛毅等人的胡言亂語，也有逞“滅殺洋人囂張之氣”的一時之勇，但就此說她僅有“婦人之見”恐非事實。但隨著“法術不破金身”等“謊言”的破滅，慈禧清醒了過來，義和團很快也從“執干戈以衛社稷”的“義民”回歸為“妖言惑眾”的“拳匪”，成了八國聯軍與清軍的共同敵人，身份轉變之快，外界始料未及。第二年的1月7日，驚魂未定的慈禧太后和光緒皇帝在新任直隸總督袁世凱的陪同下，從保定回到了一片瓦礫的北京城。

慈禧在“西狩”之中就已經反思自己的行為了。是被打怕了，還是幡然醒悟了，史家每個人有自己的解釋。總之，清朝隨后推進的每一項改革，都是在慈禧的推動、支持、關照和默許下逐漸推進的，其中的許多措施，不僅實現了百日維新的目標，而且完全超過了當時康梁的膽識。例如：

1900年12月，慈禧以光緒名義發布《變法詔書》：“世有萬古不易之常經，無一成不變之治法……總之，法令不更，錮習不破，欲求振作，當議更張。”其改革內容為“參酌中西要政，舉凡朝章國政，吏治民生，學校科舉，軍政財政，當因當革，當省當并，或取諸人，或求諸己，如何而國勢始興，如何而人才始出，如何而度支始裕，如何而武備始修”。并說“誤國家者在一私字，困天下者在一例字”，這對官僚大帝國的批評可謂切中肯綮。慈禧晚年的這番振作革新，往往被教科書一筆帶過。

1901年7月，清廷明令改總理衙門為外務部，班列六部之前。12月，破除滿漢不通婚禁令，禁止婦女纏足。

1905年9月，清朝廢止綿延了1300多年的科舉制。12月，下達“考察政治諭”，派載澤、端方等五大臣“分赴東西洋各國考求一切政治”。

1906年9月，慈禧發布立憲詔書，這是其一生可能最具重大意義的決定。慈禧同意仿照日本實行君主立憲，似乎有些出人意料，但此舉在慈禧看來，可使君權永固。

1907年8月，宣布籌備在中央設資政院，各省設諮議局。

1908年8月，《欽定憲法大綱》頒布。

可見，帝國最后十年的新政改革，內容包括教育、經濟、法制、軍事、政體等諸多領域，其廣度與深度都遠遠超過此前康梁的戊戌維新……只是，歷史給慈禧的時間已經不多了。在這個憲法大綱頒布的兩個月后，光緒和74歲的慈禧相繼死去。

美國的政治學者亨廷頓曾經說：“處于權威危機中的統治者將會迅速地變成真誠的改革者，他對改革的真誠來源于他對保住權威的真誠，保住權力的真誠。”經過歷次戰爭洗禮、列強的欺凌、沸騰的民怨、革命黨人的起義以及立憲派的改革驅動，我們似乎沒有理由懷疑由晚清上層推動的新政改革的真誠，但問題是：改革的最終結果為什么會事與愿違？不僅君權不能永固，反而換來清帝國大廈的瞬間傾塌？

原因有二：

其一，改革過于激進。用通俗的話說，就是步伐“太猛”。因為受局勢的刺激，無論是民間的立憲人士還是朝中的官僚，他們的立憲主張變得陡然激進起來，開始向政治改革的主持者施加前所未有的壓力。在日俄戰爭后，清帝國先是派五大臣出洋考察，接著又頒布了《欽定憲法大綱》，確定了9年的預備立憲期，日本一個小國都花了20年的時間醞釀才出臺了一部帝國憲法，中國這樣一個大國卻想用九年時間過渡到憲政國家，這無疑是一個激進的改革方案。然而，排滿主義的革命派已經連9年也等不及了。

其二，在于中央無強力人物，政權出現真空化。慈禧突然死亡后，“王朝失去了一個最能干的人物”，“失去了維系這個解體的國家的強手”。攝政王載灃是個什么樣的人呢？“有書有富貴，無事小神仙”，這是載灃寫過的一副對聯，也是他性格的寫照。其胞弟載濤這樣評價他：“遇爭優柔寡斷”，“做一個承平時代的王爵尚可，若仰仗他來主持國政，應付事變，則決難勝任”。就是這個載灃，唯恐大權旁落，極力防范袁世凱坐大，將他排斥出去，政治真空由大批從日本歸來的軍事留學人員填補。殊不知，這些年輕人更容易接受革命思潮的影響，并不能效忠帝國，甚至在成為軍方高級將領之前，他們中的很多人就已經接受了孫中山的革命排滿學說了。

總之，當權力出現真空之際，一個小小的“保路”竟然升級為政治沖突，最終釀成了民變并導致了武昌起義的爆發。激進與真空，使“保路”成了壓斷帝國命運的最后一根稻草。新政的改革加速了清政府的滅亡，對于大眾百姓來說是個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