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42年初的隆冬季節，宋將岳飛遇害于風波亭。這一悲劇使他本人成為漢民族主義的高度象征之一，在身后贏得了僅次于關羽的戰神般的地位，并塑造了牢不可破的忠奸對立斗爭的神話。這給很多人一種感覺：假如當初朝廷公正，這樣的悲劇本來是可以避免的。不過事實也許恰恰相反，岳飛之死之所以成為悲劇，乃是因為它不可避免。

南宋初年的軍事形勢

幾乎所有關于岳飛的故事都暗示了一種可能性：假如不是奸臣當道、岳飛冤死，本來宋軍是可以收復中原的。這也是后人懷念、推崇岳飛的一個最重要的根本性假設。其中最著名的傳說就是岳家軍在朱仙鎮大捷后，迫于12道金牌壓力而放棄經營中原。

鄧廣銘早已證明：朱仙鎮以500騎兵敗金軍10萬、12道金牌等均非史實，而是岳飛之孫岳珂虛構出來的。岳飛的故事在流傳的過程中，實際上夾雜進了很多漢族人因憤懣而未能滿足的愿望。

但歷史事實往往更嚴酷。1140年岳家軍北伐的確取得了一些勝利，并罕見地在平原上以騎兵對陣決戰的態勢擊敗金軍，不過戰果其實頗為有限：如潁昌之戰金軍參戰有3萬騎兵和10萬步兵，而宋軍的戰果是殺敵5000，俘虜2000多，繳獲馬匹3000多匹;郾城之戰宋軍對陣金軍1.5萬騎兵，戰果僅奪得戰馬200多匹;小商河之戰殺敵2000多。以上還是宋朝方面的記錄，當時國史大抵夸勝諱敗，不可盡信，但即使完全信任宋方記錄，金兵的損失看起來也遠未達到喪失反撲能力的程度。

而更困難的在于收復失地后能否長期堅守。中原地勢平坦開闊，最能發揮騎兵優勢，而不利于步兵守衛。宋軍幾乎90%都是步兵，這在冷兵器時代與騎兵對壘是一個難以克服的弱點之一。所以李綱才說：“自古中興之主，起于西北，則足以據中原而有東南;起于東南，則不能以復中原而有西北，蓋天下精兵健馬皆在西北。”當時宋軍約近20萬人，而其中大部分戰斗力遠不及岳家軍，要靠這支軍隊在野戰中徹底擊敗金軍并堅守住收復的失地，其難度是可以想象的。

即使是在嚴肅的歷史著作中，岳飛的悲劇長期以來也被描繪成南宋政局主戰和投降兩條路線斗爭的結果，而忠奸是毫不含糊的價值對立，沒有選擇的余地。這建立于一個假設上：抵抗到底，必定獲勝。

然而歷史上的困境往往在于，有時使盡全力也不能取勝，那么該怎么辦？勢弱的一方，通常選擇很少。歷代詬病宋高宗急于求和，與秦檜共為陰謀，盡管宋高宗的做法有可爭議的地方，但作為一個皇帝，他首先考慮的是趙氏王朝能一直維持不墜。南宋初年基本被動挨打，岳飛北伐的短暫突擊式的勝利，在高宗看來乃是為數不多的可與金人討價還價的籌碼，因此北伐是手段而非目的。

被低估的宋高宗

長期以來，宋高宗是一個在歷史上得到頗多劣評的皇帝，原因之一就是他對待岳飛一事極不得人心。憤激者痛斥他喪心病狂地執行投降路線，其原因是他貪生怕死、又貪戀皇位，不想迎被俘的二帝南歸，甚至暗示他受驚嚇不育，導致精神不健全。

這些指責在我看來很靠不住：

首先，紹興七年(1137年)正月，金朝已向南宋通報宋徽宗死耗，而5年后才殺岳飛，因此不存在宋高宗擔心徽宗南返奪位的問題;欽宗也未必能動搖他當時的地位。

其次，他已經是皇帝，何來賣國投降動機？

第三，如果他一味執行投降路線，那么岳飛一死，按說最大的障礙已去，金軍為何也無大舉進攻？

北宋滅亡時，康王趙構受欽宗蠟丸密信，為天下兵馬大元帥，星夜馳援。但他本人不久也被金兵俘虜，后伺機逃脫。之后戰亂中宋軍一路潰敗，趙構飽受追兵驚嚇，這一點也常被用以論證他的怯懦無能的性格缺陷。

然而在宋徽宗的31個兒子當中，趙構是唯一的幸存者。賈志揚《天潢貴胄》中評說：“宋朝之得以復興，要歸功于趙構的逃跑。”當時如果他沒有逃跑，而是在北方戰死，那么可能會出現一個更糟糕的局面：女真人不是在17世紀，而是在12世紀就征服中國了。

事實上在南宋，當時已經出現了不少冒牌宗室問題，如果沒有一個純正血統的皇子形成一個政治中心，當時的南宋很可能會崩潰。從當時危亂的局勢來判斷，宋高宗有能力與金維持一個不勝不敗的分立局面，已經是一項極為艱巨的政治任務，而不必因為失地未收復就輕易對他加以激烈的指責。單就當時的政治任務而言，我認為宋高宗是一個遭到低估的政治家。

祖宗之法與岳飛之死

宋承唐末五代之亂，趙宋對驕兵悍將極為戒備。自建國始，直接領兵將帥不得參與軍政大計，以防止他們利用機會發動政變;而主管軍政大計的文官，雖有權調動軍隊，制訂戰略決策，卻又無一兵一卒。宋仁宗時狄青功高，但仍遭貶黜，他問宰相文彥博外放原因，文答：“無他，朝廷疑爾。”

宋廷在對武將壓制的同時，又一向加以優渥待遇。正一品宰相料錢每月300貫，從二品的節度使卻有400貫;節度使的公用錢更驚人，每月3000貫至一萬貫，而岳飛建節兩鎮，月薪至少萬貫無疑。自高宗南渡，財政拮據，官員的俸祿只支1/3到2/3，“唯統兵官依舊全支”，這無疑也激發了岳飛效忠的決心。

高薪養兵的用意，在于使之樂于享受，而無政治野心。《史記·白起王翦列傳》中記載，秦將王翦伐楚，出兵前再三向秦始皇要求賞賜大批良田美宅。有人不齒，王翦卻說：秦王慣常猜疑，如今將秦國所有大軍全交給了我，我不這樣做，難道讓秦王對我起疑嗎？

岳飛沒有老將王翦那樣洞察世故。我們后人在看待岳飛的事情時，遭遇到一個強有力因素的影響：我們已經知道岳飛是個赤誠的愛國者。宋高宗和我們不同，他按照自己的邏輯，難以判斷岳飛是忠臣還是野心家。岳飛接近士大夫，又清廉自好，頗得軍心，能答出“文臣不愛錢，武臣不惜命，天下當太平”這樣的話，顯示出他是一個有遠大志向的人物。而雄心與野心常常是一回事，在宋高宗難以確認岳飛是否忠誠的情形下，他寧可錯殺。

岳飛的悲劇在于：他身居高位，但性格剛正清廉，對政治簡直毫無頭腦。他忠誠正直的一面曾使他成為高宗最欣賞的將領(南宋初年，岳飛是提升最快的大將)，岳家軍番號正式改為神武后軍時，高宗親筆題寫“精忠岳飛”戰旗，賜白銀2000兩犒賞，以籠絡其心。后來岳飛眼看收復失地無望，表現得極為憤恨，稱病3個月，不肯復職，遭到李若虛嚴厲責備：“是欲反耶？……若堅執不從，朝廷豈不疑宣撫？”岳飛顯然并未意識到自己這番舉動已遭朝廷疑忌，1137年秋又上書建議立皇儲，遭高宗訓斥，下朝后面如土色;1138年，再提增兵，反對議和，這更觸犯高宗忌諱。

岳飛不懂政治顧忌，以為自己問心無愧，直言進諫，即使在當時朱熹看來，卻已是“驕橫”了。岳飛在獄中聽一個獄子說：“君臣不可疑，疑則為亂。故君疑臣則誅，臣疑君則反。”不禁悲憤難當，然而只有大書“天日昭昭”四字，實至死也未知這一猜疑與自己平素沒有心機和政治覺悟有關。